专题：巴菲特2025年股东大会重磅来袭股票有杠杆交易吗
2025巴菲特股东大会要点一览：
贸易不应该成为武器 巴菲特在没有直接点名的情况下，批评了特朗普总统的强硬贸易政策，称这是个重大错误。 巴菲特说道，美国应该寻求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贸易，贸易不应成为一种武器。 谈日本投资：绝不会考虑抛售日股 在被问及若日本央行未来加息是否会停止投资日本股票时，巴菲特明确表示不会减持。“未来50年……我们都不会考虑出售这些股票。” 谈现金储备：未来五年或迎来现金配置机会 巴菲特回应现金贮备问题时称，“明天就出现机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五年内发生的概率并不低。”“投资行业的一个问题在于，机会并非以有序的方式出现，” 巴菲特称。 房地产投资吸引力不如股票 巴菲特表示，房地产投资比股票投资吸引力更小，他通常不会涉足房地产交易，因为与股票交易相比，“房地产中间的变数实在太多了。”巴菲特说，如果有人想卖2万股伯克希尔股票，只要价格合适，5秒钟就能成交。但房地产交易可能需要很长时间。 巴菲特：不会把所有东西都绕AI来进行投资 巴菲特表示，不会把所有的东西绕着AI来进行投资。负责伯克希尔保险业务的副董事长阿吉特・贾恩则表示，毫无疑问，人工智能将真正改变游戏规则。 与更优秀的人为伍 别在意起薪 谈及年轻投资者应该如何塑造他们的投资理念时，巴菲特表示，你交往的人非常重要。“你应该和比你优秀的人在一起。”他建议，虽然人们应该 “谨慎” 选择雇主，但纠结于起薪之类的因素就没那么重要。 警示政策风险：“财政政策让我害怕” 巴菲特在股东会上警告：“美国当前的财政决策机制及其背后的政治动机，正在系统性削弱货币价值。这不仅发生在美国，更是全球普遍现象。” 谈美股巨震：根本“不算什么” 巴菲特表示，与历史上的大崩盘相比，过去几十天的下跌根本不算什么。他认为近期美股走势不应被视作“重大”波动，“这根本算不上什么戏剧性熊市或类似情况。” 谈美元短期贬值 巴菲特表示不在意近期美元贬值。他认为在货币价值方面构建制衡机制是非常困难的，美国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这些事情“会让我们想要持有大量其他货币”。 突然宣布年底卸任伯克希尔CEO 股东大会结束时巴菲特突然官宣，将于年底辞去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首席执行官一职，将建议格雷格•阿贝尔年底出任CEO。与会者全体起立，掌声久久不息，巴菲特幽默回应道，“你们喝口可乐，冷静下来好吗？谢谢你们。”北京时间5月3日晚21：00，一年一度的伯克希尔股东大会在美国小镇奥马哈重磅开幕。出席今年伯克希尔股东大会的嘉宾包括巴菲特和其两位副手——格雷格·阿贝尔和阿吉特·贾恩。此外，在今年的伯克希尔股东大会上，苹果CEO蒂姆·库克等商界大佬也现身大会现场。
在股东大会上，94岁的“股神”巴菲特先后谈到了辞任伯克希尔CEO、接班人、关税战、美国财政赤字、美股大幅波动、AI投资、现金储备、投资日本等热点问题。
以下是2025巴菲特股东大会实录：
巴菲特开场致辞
沃伦·巴菲特：请大家就座。这是我第60次参加年度股东大会，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我认为这将是最精彩的一届。在开始之前，我想先分享昨天的一些数据——我们刷新了多项纪录。
昨天下午12点至5点期间，我们迎来了19，700名参会者，打破了此前16，200人的历史最高纪录。各方面数据都创下新高。时思糖果销售额达31.7万美元（去年为28.3万美元），多数摊位都因接待能力不足限制了销售，全天候排着长队。布鲁克斯跑鞋实现31万美元销售额，创下品牌单日销售纪录。周日的跑步活动约有3，000名跑者报名，远超往年2，200-2，400人的规模——当然这个数字不包括我，未来也不会包括我。
这样的盛况随处可见：珠宝品牌Jazz单日销售额约25万美元，是往年的两倍。所有收银台前都排起长龙，等待时间比预期更久，但我们会持续优化流程。每家子公司都创造了销售纪录。
今天到场人数难以统计，全球还有众多线上听众。但我相信我们将在更多维度刷新纪录。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董事会成员。我是沃伦·巴菲特，土生土长的奥马哈人（听众大笑）。格雷格·阿贝尔来自加拿大，阿吉特·贾恩来自印度，我们的团队具有多元文化背景。
我将按字母顺序介绍董事，请被点到时起立——最后再统一鼓掌：
霍华德·巴菲特
苏珊·巴菲特
史蒂夫·伯克
肯·切诺特
克里斯·戴维斯
首席董事苏·德克尔
夏洛特·盖曼
小汤姆·墨菲
罗恩·奥尔森（稍后我会特别说明）
沃利·斯科特
梅丽尔·威特默
这就是我们的全明星阵容。罗恩，如果你不介意请站一会儿。我想特别说明：罗恩已达到伯克希尔董事年龄上限。不久前我们还有五位90岁以上的董事，但经苏核查，我们已是全美上市公司中年龄上限最高的企业。罗恩任职28年来，此前更作为芒格托雷斯律所成员与查理·芒格共事多年。他伴随伯克希尔经历危机、喜悦、挫折与惊喜的时刻，提供了无可估量的帮助。请大家为罗恩·奥尔森送上特别掌声。
接下来我要做件股东会不常有的举动。周四下午我收听了苹果季度财报会——这是我唯一会听的投资者电话会。听说蒂姆·库克今天在场（虽然从这个角度很难看到他，啊就在那儿）。说来惭愧，蒂姆·库克为伯克希尔创造的收益远超我本人。
我曾与史蒂夫·乔布斯有过短暂交集。他在塑造苹果的过程中展现了无可替代的才华。史蒂夫选择蒂姆作为继任者，这绝对是正确决定。正如各位所知，史蒂夫英年早逝——世上唯有他能创立苹果，但也唯有蒂姆能将其发展到今日高度。我谨代表伯克希尔全体，向蒂姆致谢。
还有几位需要感谢的人。虽然我不参与年会筹备，但今天这场盛会凝聚了伯克希尔众多同仁的心血。我们的CFO及全体员工通力协作，这个卓越的团队近年来由梅丽莎·夏皮罗统筹全局。
65年前，我结识了卡丽·萨的外祖父夫妇。他们育有九个子女，当时我和妻子苏茜参加了他们组织的戏剧社——虽然我看上去不像会参加戏剧社的人，但这个决定带来了深远影响。除了享受戏剧表演，我不仅认识了经营奥马哈保险公司的比尔·凯泽（卡丽的外祖父），还结识了基威特兄弟的父母路易斯与弗朗西斯。
卡丽的父亲曾执掌 Central States保险公司，后来被我们收购并由其继续管理。她的姐姐多年前曾在伯克希尔工作，后离职养育四个孩子。卡丽接棒后展现出惊人才能。约11年前，我请毫无出版经验的卡丽全权负责伯克希尔50周年纪念书的编撰。从内容策划到印刷对接，她独立完成了这本纪念册。
后来卡丽结婚生育三个孩子而离职。我们每年会邀请包括卡丽在内的杰出前员工观看棒球赛，卡丽即便在育儿期间仍主动请缨编撰60周年纪念书。期间我偶尔询问进度，她总在照顾孩子之余持续推进。由于我委托太晚，她在会议前一周才完稿。
昨日我们售出4，400本书（原计划印刷5，000册，实际加印到8，000册），今日还剩约3，600册。这本书既充满奇思妙想又严谨准确，完全符合我的期待。卡丽拒绝收取报酬，但我让她说出了她最支持的慈善机构——距此五六英里的斯蒂芬中心（专为无家可归者提供救助）。该机构由她外祖父参与创立，其丈夫现任董事。
我们特别推出20本签名版：会前售出10本筹得数十万美元（其中一本拍出10万美元），昨日6本拍得14.8万美元（均价2.5万美元/本）。剩余4本将在下午1点散会后在后方书店出售。最终我将匹配20本书的全部筹款，为斯蒂芬中心提供资金与知名度双重支持。
这本书完全由卡丽独立完成。她梳理海量资料，仅偶尔找我核实个别事实，还向芒格家族获取素材，成果令人惊叹。既然她分文不取，看来我将来得多找她帮忙了。
至此议程已毕。接下来进入问答环节，贝基将交替提问来自全国观众和现场分区听众的问题。
问答环节实录：
第1问：谢谢沃伦。第一个问题来自Bill Mitchell。我收到的这方面的问题比其他任何问题都多。他写道：“沃伦，在2003年《财富》杂志的一篇文章中，你主张通过进口证书来限制贸易逆差，并称这些进口证书基本上相当于一种关税，但最近你称关税是一种经济战行为。你对贸易壁垒的看法改变了吗？还是你认为进口证书与关税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同的？”
沃伦·巴菲特：我认为进口证书是非常独特的，因为它的目标是要平衡进出口，这样贸易赤字就不会大幅增长。它有各种各样的条款来帮助第三世界国家赶上来。这些证书的设计就是希望能够平衡贸易。
在加纳种植可可，在哥伦比亚种植咖啡和其他一些东西是有道理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已经从一个农业国——250年前还只是一个农业国——变成了一个非常工业化的国家。我们不愿因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而让国家债台高筑。
于是我设计了这个进口凭证方案，查理觉得这玩意儿有点像鲁布·戈德堡机械——花里胡哨的，但肯定比我们现在讨论的强得多。贸易完全可能成为战争手段，这点毋庸置疑，我认为它已经引发了恶果，比如它在美国带来的态度。我们应该寻求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贸易。我们应该做我们最擅长的，他们应该做他们最擅长的。
现在有八个国家拥有核武器，其中包括一些我认为相当不稳定的国家。在这种世界里，如果某些国家高喊“哈哈我们赢了”，而其他国家眼红妒忌——这种理念并不是一个好主意。
我的进口凭证方案最终无疾而终。当时的确我多印制了几个副本，但是没有人需要，如果你需要的话，你写信到我办公室我会寄几份给你。我的看法是贸易不能被当成武器使用，美国从250年前的一无所有发展到今天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史无前例的奇迹。但当你面对75亿不太喜欢我们的人群时，让3亿人整天炫耀自己的成就，这绝对是重大失误。我认为这既不道德也不明智。世界其他地区越繁荣，我们的利益就越有保障——我们会更加富裕，未来你和孩子们也会更有安全感。不过别指望我的进口凭证方案能像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那样名垂青史。
（新浪财经注：巴菲特曾撰写《节俭镇与挥霍镇的麻烦》一文，为应对美国的贸易不平衡问题，文中建议对美国所有出口商签发名为“进口证书”（ICs）的凭证，其数量等于他们出口商品的美元价值。然后，每个出口商再将这些进口证书出售给那些希望将商品进口到美国的买家——无论是国外的出口商，还是美国境内的进口商。举个例子，如果一个进口商要进口价值 100 万美元的商品，他就必须拥有相当于 100 万美元出口额所产生的进口证书。其必然结果就是：贸易将实现平衡。）
第2问：巴菲特先生、阿贝尔先生、贾恩先生，早上好。我是来自香港的St． J．。过去五六年里，巴菲特先生和芒格先生在日本的投资非常出色且成功。当前日本CPI已突破3%，距离其2%的目标并不遥远。日本央行似乎决心加息，而美联储、欧洲央行等其他央行却在考虑降息。您认为日本央行的加息决策合理吗？其既定的加息计划会阻碍您进一步投资日本股市，甚至促使您考虑兑现当前收益吗？非常感谢你们每年筹办这场最棒的股东会。最后祝愿各位永远健康，期待这个股东会能一直举办下去。
沃伦·巴菲特：我也要向日本表达您刚才给予我的同样善意。在经济政策方面，我选择让日本人民自行决定最佳路线——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本身就是个非凡的传奇。我们投资日本已有六年左右。当时我翻阅一本收录两三千家日本企业的手册，现在字太小已经看不清了，发现五家贸易公司的股价低得离谱。我花了约一年时间逐步收购，随着与经营层加深了解，我和格雷格对这些企业的欣赏与日俱增。目前我们持股比例已接近向企业承诺的10%上限，我们告诉公司，未经他们的允许，我们绝不会超过这个上限。虽然我们确实试探性地询问过能否放宽限制，相关协商也在进行中，但请允许我代表格雷格表态：未来五十年，我们都不会考虑减持这些头寸。
日本的经济成就令人惊叹。我猜蒂姆·库克会告诉你，iPhone在日本的销量仅次于美国本土；美国运通会坦言他们在日本市场表现出色；我们的另一项重大投资可口可乐，其在日本的业绩更是超群——这个国家独特的消费习惯与社会文明，使其成为可口可乐软饮包装的最大单一市场。
这五家公司对我们非常好。他们主要和格雷格交谈。我一两年前去过那里，但格雷格比我更国际化。
格雷格·阿贝尔：当你想到这五家公司时，每年肯定会有几次会议，沃伦。我们与这五家公司合作的目标是，第一，这是一笔非常好的投资，但我们真的希望能持有这笔投资50年或永远。我们也在与这些公司建立关系，做一些增量的事情。我们真的希望能和他们一起在全球做些大事。他们带来了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机会，这就是我们与他们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的原因。
沃伦·巴菲特：它们拥有不同的商业传统与经营方式——这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如此。我们丝毫没有改变其成功模式的意图。我们的主要活动就是鼓掌喝彩，而94岁的我依然乐此不疲。
我想我们绝不会出售任何日本股票。未来几十年内都不会发生，即便到那时也可能不会。我预计这些业务遍及全球的企业将不断开拓新领域，而我们将发现对其中任何单体公司都堪称巨大的机遇。或许我们的协助能为其提供助力，但这必将是一种持续深化的合作关系。
伯克希尔变得这么大真是“太糟糕”了，我们非常珍视这些头寸，真希望规模能再大几倍。尽管这五家公司在日本规模很大，我们的市场投资额在200亿美元左右，但我宁愿有1000亿美元，而不是200亿美元。这也是我对我们其他几项投资的看法。但规模是伯克希尔业绩的敌人，我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查理总是告诫我，有些难题对我是好事。日本投资恰好完美契合了我们的赛道。
格雷格·阿贝尔：这个问题您刚刚已经讲到了一些核心，所以我完全同意，沃伦。我坚信长期来看我们将遇到一些非常重大的机遇，而这正是这种合作关系带来的巨大优势。
沃伦·巴菲特：没错，应该说他们愿意向我们提供机会，而我们乐于把握这些机会。我们资金充足，彼此相处融洽。虽然他们有些习惯与我们不同——比如我们一天到晚在这里喝可口可乐，但是在那边他们有的时候喝乔治亚咖啡。我没能让他们改喝樱桃可乐，他们也不可能让我爱上乔治亚咖啡。但这段关系堪称完美，只恨不能复制更多这样的合作。
当年翻阅那本手册时，我做梦都想不到会有今天。有时候翻过一页就能发现惊喜，这很奇妙。去年我们放映过关于“翻阅每一页”的影片，我认为这种穷尽精神正是投资领域的重要素养。真正践行的人少之又少，而践行者绝不会透露自己的发现。所以这条路，终究得靠自己走一段。
第3问：下一个问题来自纽约的阿德瓦特·普拉萨德（Advate Prasad）。他写道：“目前伯克希尔持有超过3000亿美元的现金及短期投资，占总资产约27%，较过去25年13%的平均水平处于历史高位。这实际上让伯克希尔持有近5%的整个美国国债市场。除满足保险业务流动性需求外，增持现金是否主要出于应对高估值的去风险策略？抑或是为领导层平稳过渡所做的刻意安排？即通过优化资产负债表，为格雷格·阿贝尔未来的资本配置决策提供最大灵活性和全新起点？”此外，股东迈克·康威补充问道：“您是否预感到即将迎来绝佳的投资机会？”
沃伦·巴菲特：（笑）我可没那么高尚，会故意保留投资机会来给格雷格未来表现铺路。要是他接手时真能占到什么便宜，我反而会不高兴。
我们持有的现金规模——只要遇到符合我们标准的机会，能理解、估值合理、不用担心亏钱，我们随时可以动用1000亿美元。投资这行的麻烦在于，机会从来不会按部就班地出现，以后也不会。
我职业生涯大概经历过16000个交易日。要是每天都能遇到四五个同等吸引力的机会该多好。如果我在经营数字彩票生意，每天都能稳赚40%的流水，唯一需要考虑的只是交易规模。但现实并非如此。
我们经营的是高度机会主义的生意。查理总觉得我做事太多。他认为人一辈子只要做好五件事，最终成就就会胜过做五十件事，而我们的问题就是不够专注。
我们更希望看到这样一种局面：手里持有500亿美元现金，而不是3350亿美元的国债。但生意不是这么做的。我们赚大钱的法宝，恰恰是从来不满仓操作。对于被动投资者来说，只做几笔简单投资然后持有终身，这没什么不妥。但我们既然选择了干这行，就得用非常规的方式做得更出色。
如果非要我每年投出去500亿美元，直到现金储备降到500亿，那简直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事。绝佳的投资机会千载难逢。长期趋势固然向上，但没人能预测市场——格雷格不行，阿吉特不行，谁都不知道明天、下周或下个月市场会怎样。也没人知道企业明天、下周或下个月会怎样。可大家整天就爱讨论这些，因为说起来轻松，尽管毫无价值。
翻检那些像日文大部头（我如今已看不懂）的资料，就像在寻宝。偶尔会有发现，非常偶尔——但机会总会再来，可能是下周，也可能是五年后，但绝不会等到五十年后——当投资良机如暴雨般降临时，我们会庆幸自己手握现金。
如果明天发生，那就有趣多了，但明天发生的可能性很小。五年内出现却不无可能，时间越久概率越高。这就像死亡——10岁时次日死亡的概率很低，但活到115岁就几乎注定要死，男性尤其如此，毕竟长寿纪录都是女性保持的。
第4问：早上好，沃伦、格雷格和阿吉特。我的名字是Jackie Han。我来自中国，现在在加拿大多伦多工作。这是我第八次参加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会议。到目前为止，我花在你身上的时间可能比大多数人花在Netflix上的时间还多。你可能猜到了，作为一个中国家庭，我们一直对房地产情有独钟。所以问题不是“你为什么没有房子”，而是“你为什么还在买股票而不是更多的房产”？所以我的问题是：在今天的高利率和全球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你还相信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吗？或者价值投资在今天的环境中面临新的挑战吗？谢谢您！
沃伦·巴菲特：谢谢。说到房地产，比起股票，它牵涉更多交易谈判、时间投入和多方权益关系。通常当房地产陷入困境时，你会发现要应付的不只是产权持有者。确实曾有过房地产以白菜价批量易手的时候，但往往股票更便宜且操作简便。查理（芒格）倒是更常涉足房地产。他享受房地产交易，人生最后五年还经手过不少这类买卖。不过那只是一个他个人感兴趣的游戏。
我认为，如果让21岁的查理做选择——余生只能投资股票或只能投资房地产——他肯定会选股票。至少在美国，证券市场提供的机会比房地产多得多。房地产交易通常面对的是长期持有某处物业的单一业主或家族。他们可能贷款过度，也可能遭遇人口趋势逆转。但对他们而言，这绝对是重大抉择。
当你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时，可以匿名完成数十亿美元的交易，整个过程只需五分钟。交易完成就是完成了。而在房地产领域，当你与陷入困境的贷款方达成交易、签下合约时，那才只是开始。随后人们会就更多条款展开谈判，这完全是另一种游戏，适合另一类享受这种游戏的人。
我们在2008和2009年确实做过几笔房地产交易，但相比在证券市场进行可能更明智、收益更好的操作所花费的时间——两者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房地产交易中，每个条款对当事人都至关重要。但在股票市场，如果有人要抛售2万股伯克希尔股票，打个电话价格合适，五秒钟就能成交，立即交割。
在股票市场，只要价格达成一致，交易完成率基本是100%。而在房地产领域，谈妥交易才是谈判的开始，后续流程漫长得令人绝望。对于94岁高龄的人来说，参与这种可能耗时数年的谈判实在没什么吸引力。
我们见证过房地产界的重大失败案例。追溯到1960年代的泽肯多夫，他曾立志改变世界，加州世纪城就是其野心的产物。再看伦敦金丝雀码头缔造者莱克曼，他曾站在世界之巅，但这个行业的人往往难逃厄运。
银行通常不愿承认问题，而走完银行流程又旷日持久。他们最近才刚重组完马斯克三年前收购推特时的贷款。房地产交易的买卖双方往往都行动迟缓。我们更喜欢拿起电话当天就能达成数亿美元交易的方式。我已被这种高效惯坏了——而且甘之如饴，所以我们会继续保持这种风格。我这样讲下去就破坏大家的心情了，就到这边打住了。
第5问：这个问题来自旧金山的萨姆·英格兰，请问沃伦和阿吉特。随着AI系统能力增强且愈发难以解析，您认为这将如何影响保险业评估风险、定价风险及转移风险的能力？伯克希尔过去在承保或资本配置方面应对混乱的经验是否具有参考价值？
沃伦·巴菲特：Becky，现在阿吉特·贾恩他的IQ比我多出100多点，所以我让他回来好了。
阿吉特·贾恩：在我看来，毫无疑问，人工智能将成为真正的游戏规则改变者。它将改变我们评估风险，定价风险，出售风险的方式，以及我们最终支付索赔的方式。
话虽如此，我当然也觉得人们最终会花大量的钱去追逐下一个流行的东西。我们不擅长成为最快的或第一个行动的人。我们的做法是静观其变，直到机会出现，我们对失败的风险、优势和劣势都有更好的看法。
目前，个人保险业务确实涉足人工智能，并试图找出利用它的最佳方式。但我们还没有有意识地在这个机会上投入大量资金。我的猜测是，我们将处于一种准备就绪的状态，一旦有机会出现，我们将立即投入其中。
沃伦·巴菲特：我可以再补充一下，即便用未来十年AI领域的所有发展成果来交换阿吉特，我也绝不会同意。如果让我做选择——是在未来10年拥有1000亿美元参与财产意外保险业务，还是从开发该产品的人那里获得顶级人工智能产品，还是继续让阿吉特做决策——我会毫不犹豫选择阿吉特，我不是在开玩笑。
第6问：您好，我是来自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肖恩·西格尔。感谢各位付出时间筹办这场盛会，也感谢执行委员会将如此多元的参会者齐聚一堂。在伯克希尔哈撒韦旗下所有企业中，有一家收购自芝加哥的公司——波蒂略热狗店（Portillo’s Hot Dogs）。您是如何判断这家企业适合纳入整体投资组合的？
沃伦·巴菲特：这个问题恐怕得问格雷格了，我对此一无所知。说不定是他趁我没注意时收购的。（转向格雷格）看来这次我得求助场外支援了。虽然我自认为了解旗下多数企业，但这家确实毫不知情。很抱歉——不过说不定这是件好事？至少我对热狗还算在行。反正我们在芝加哥确实有不少企业。
格雷格·阿贝尔：我可能要打电话找一个朋友回答这个问题。通过马尔蒙控股（Marmon）这个平台，我们确实积累了一批优秀的公司——但我认为Portillo应该不在其列。
沃伦·巴菲特：我每月会审阅旗下约50-60家公司的财务报表。但以马尔蒙为例，它本身就拥有100多家子公司。这家企业由杰伊·普利兹克和他兄弟鲍勃创建，我们收购时已是卓越企业，当时业务已高度多元化，后来我们进一步拓展。可以说它是“伯克希尔中的伯克希尔”。
这种架构运作得非常出色。杰伊·普利兹克是一位杰出的经理人，普利兹克家族有很多分支。1954年，他们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的联邦税法——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打击，因为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了一本j·k·拉瑟写的关于税法的书，然后他们就把整个税法都改了。1954年是大变革之年，这种年份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比如1986年，未来可能还会见证更大变革。
在布鲁克林有一家叫罗克伍德（Rockwood）巧克力的公司，他们生产Rockwood巧克力块，当年我们巴菲特杂货店就有售。事实证明，在1941年首次出于税收目的允许后进先出时，可可豆的价格是每磅5美分，最近可可豆价格一路飙升。Rockwood巧克力公司采用后进先出的方法，他们拥有大约3000万磅的可可库存。
1955年可可价格突然飙升。当时我刚搬到纽约，新税法中有项条款规定：若企业同时经营两项以上业务满五年，退出其中一项时，其LIFO库存增值可免缴资本利得税。当时税率高达48%-52%，由于可可涨价带来巨额利润，但零售价跟不上批发价波动，导致罗克伍德巧克力粒销售陷入困境——最近巧克力行业又上演几乎相同剧情：好时公司刚宣布将遭遇糟糕季度，因西非事件导致巧克力成本升至每磅4.5美元。
不管怎样，杰伊·普利兹克买下了洛克伍德的控制权。我当时24、25岁，他们召开了一次会议，打算分拆其中一家巧克力公司，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在不缴纳50%联邦税的情况下，承认这些可可豆的收益。所以我去了布鲁克林的会议，那里除了一人外没有任何人，那年我24岁，那个人29岁，他就是杰伊·普利兹克。
杰伊给我上了一堂关于税法的课或一个教训。那天他传授的知识，我读多年研究生也未必能学到。后来我们收购的马尔蒙公司，经过多次转型，其前身正是当年的罗克伍德。
马尔蒙的成就包括：打造出首辆印第安纳波利斯赛道冠军车，发明了汽车后视镜。当年印第安纳波利500英里大赛每辆车需配两人：一个负责观察后方赛车动态，一个专注驾驶。当我们的观察员生病时，他们便发明了后视镜。若想了解伯克希尔的创新实验室，看看后视镜这类发明就知道我们的研发传统了。
格雷格·阿贝尔：一个朋友打电话来了。彼得·伊斯特伍德（Peter Eastwood）经营着我们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一家子公司，他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他查到Portillo’s的所有者是一家名为伯克希尔合伙公司（Berkshire Partners）的私人股本公司。这就是问题的由来，但它与伯克希尔哈撒韦并无关联。
沃伦·巴菲特：这恰好体现了我们这里的运作特色。
第7问：这个问题来自杰西卡·普纳，她说：“长期以来，你一直坚信美国的顺风和美国的韧性，历史证明你是正确的。今天，美国似乎正在经历重大的、可能是革命性的变化。一些投资者现在开始质疑美国例外论的概念。在你看来，是投资者对美国经济过于悲观，还是美国确实进入了一个需要从新的角度重新评估的根本性变革时期？”
沃伦·巴菲特：杰西卡问了一个好问题，——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她是我们年报中提到的一位经理的继孙女。美国自建国以来就一直在经历重大而革命性的变革。我曾提到，我们最初是个农业社会，有着很高的承诺，但我们并没有很好地实现。我们宣称人人生而平等，却在宪法中将黑人计为“五分之三的人”（新浪财经注：五分之三妥协（Three-Fifths Compromise）是1787年美国南方与东北方在美国制宪会议中达成的协议。妥协将奴隶的实际人口乘以五分之三，以作为税收分配与美国众议院成员分配的代表性用途）。宪法第二条使用了20次男性代词，却从未提及女性。直到1920年通过第十九修正案，才兑现了1776年就承诺的妇女选举权。
我们始终处于变革进程中，总能找到各种可批评之处。但我生命中最幸运的就是出生在美国。那时全球约3%的新生儿降生在美国。我很幸运生为白人，还有其他一些事情。
若有人认为美国自1930年我出生以来毫无改变，那真是视而不见。我们经历了各种考验：大萧条、世界大战、原子弹研发——这些在我出生时都难以想象。因此，我们尚未解决所有问题的事实不应令人气馁。
如果今天投胎，我会在娘胎里谈判到确保降生美国为止。在座各位都很幸运——现场就有两位原非美国籍的现居美国者。
第8问：您好，巴菲特先生。我是来自新泽西州特纳弗莱的丹尼尔。首先，非常感谢能获得这个提问机会。关于您的投资原则，您常强调耐心的重要性。但在您的投资生涯中，是否有过打破这一原则、快速行动反而获益的情况？谢谢。
沃伦·巴菲特：这是个好问题。确实有些时候必须快速行动。事实上，我们赚大钱的秘诀往往就在于比任何人都行动得更快。
杰西卡·普纳是本·罗斯纳的继孙女，他是我们的一位经理。1966年，我接到纽约菲尔·斯坦伯格的电话，他说：“我代表安妮伯格夫人，有笔生意想卖给您。”我立即联系查理了解详情，听起来非常诱人。
我和查理赶到纽约威尔·斯坦伯格的办公室——他是位了不起的人物，负责处理安妮伯格夫人的事务。她的丈夫曾是本·罗斯纳的合伙人，丈夫去世后，本对和她一起工作感到有些紧张。。
这笔生意开价仅600万美元：包含200万美元现金、费城市场街价值200万美元的房产，以及每年200万美元的税前利润。在场的本·罗斯纳因与合伙人遗孀打交道而焦虑——对方极其富有。他对我们说：“我会为你们经营到12月31日，之后就走人。”我和查理走出会议室时，我说：“要是这家伙真年底辞职，我读过的所有心理学著作都可以扔了。”
这段合作最终非常美妙。我们收购公司后建立了出色伙伴关系。当时东部人对中西部人有刻板印象，而本的首任妻子来自艾奥瓦州，所以他认为中西部人都靠谱。
当遇到这样的交易——600万美元买下含200万现金、200万房产且年赚200万的企业时，关键就在于不能犹豫。真正的耐心是等待这种罕见来电。我的电话总会在某个时刻响起，带来惊喜。你永远不知道机遇何时降临。
这就是投资的乐趣所在。耐心应该是这样的组合：既能长期等待，又能在机遇降临时当机立断。对优质交易不能迟疑，对空谈则不必浪费时间。
格雷格·阿贝尔：在保持耐心的同时——我想阿吉特和所有经理都深有体会——正如您所言，我们既要快速行动，也绝不能低估那些为快速反应所做的海量案头工作。无论是股票还是私有企业，当机遇降临时，我们已做好充分准备。这才是耐心的真谛——用等待的时间来武装自己。
沃伦·巴菲特：当然，机遇不会像水流一样均匀。这是世上最不规律的活动。关键在于：你必须能在五秒内挂断电话，也必须在五秒内做出决断。这个行业容不得自我怀疑。
最大的乐趣——确切地说是这行无上的乐趣——在于获得他人信任。这才是我94岁仍工作的原因，尽管财富早已不可计数，他对我的生活、子女的生活都毫无影响。
但查理和我都很高兴人们信任我们。他们在六七十年前信任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我们从未寻求专业投资者加入我们的合伙企业。在我所有的合作伙伴中，从未有过机构投资者——我也从不想要机构。我要的是活生生的人，不是那些每季度听报告、只想听顺耳话的人。正因如此，才有了今天在座的各位。
这一切都水到渠成。但当机遇来临时，你绝不能优柔寡断——必须当日事当日毕。
第9问：这个问题来自危地马拉股东弗拉维奥·蒙特内格罗。几年前的大会上，贾恩先生曾阐述GEICO在现代化改造和IT系统整合方面面临的重大挑战，当时提到竞争对手因采用远程信息处理技术而在定价策略上领先。如今GEICO通过强劲定价和运营改善明显扭转局面。能否详细说明托德领导下的具体改革措施？这些变革将如何助力公司未来数年保持长期竞争优势？
阿吉特·贾恩：我的另外一位经理托德已经做得非常棒，他把所有的危机变成转机。他接手时，GEICO在两大关键领域落后于竞争对手：其一是我们常说的“风险费率匹配”，其二是远程信息处理技术。约五六年前，我们在后者领域排名垫底，但此后突飞猛进。这项曾是我们的竞争劣势的技术，如今GEICO的应用水平已不逊于任何同行。
在风险费率匹配方面，我认为我们同样已赶超竞争对手，达到行业顶尖水平。加之托德主导的成本削减计划——他将员工总数从约5万人精简至3万，每年至少节省20亿美元——这些举措使GEICO成为更具竞争力的对手。
正因如此，过去七个季度GEICO的综合成本率始终保持在80%区间。我从未想过有生之年能看到如此低的综合成本率。80%的综合成本率意味着，GEICO目前在个人汽车保险承保业务上创造了行业最高利润。
尽管成绩斐然，但我不敢妄言“使命完成”。我们在技术领域仍需努力，AI将是重要变革力量，我们必须严阵以待。
沃伦·巴菲特：这是个绝佳的商业案例研究——也正是商业游戏的魅力所在：每个案例都独具特色。它们各有挑战，也蕴含机遇。
1976年我们以5000万美元购入GEICO半数股权，如今全资持有。今年一季度20亿美元利润中，我们享有的10亿美元收益，意味着当初5000万投资单季就获得20倍回报。这需要多年积淀，但有趣的是：120年前尚不存在的汽车保险，如今已是财险业务中体量最大的险种，规模惊人。
阿吉特·贾恩：我想补充的是，除承保利润外，GEICO还提供了290亿美元的浮存金。
沃伦·巴菲特：没错，当你只花5000万美元就获得一个既无偿提供290亿美元运作资金、又单季创造10亿利润的企业时，这个优势绝非无关紧要。
汽车保险的有趣之处在于，我们销售的产品与1936年公司成立时的产品是一样的。我们只是在定价上更老练了。GEICO的创始人来自USAA，他认为政府雇员（GEICO代表政府雇员保险公司）驾驶技术优于常人。这位非精算师出身的创业者，仅凭数十万美元启动资金，首年即实现承保盈利，后来第二年又赚了更多的钱。
这不是那种做假账十年公开发行类型的交易。他单纯靠合理定价赚钱，这传统从1936年延续至今。保单格式与当年相差无几，整个行业却在我们周围蓬勃生长。没人喜欢买保险，但人人都爱开车。
GEICO的发展史充满戏剧性。历史上约三次偏离主业，又三次回归正轨。这实在是门好生意。
当时我刚刚有一个员工，他不是保险的评估员，但是他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观察论点，他后来离开这家公司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公司，创立了GEICO。他在第一年就已经赚了钱了，后来第二年又赚了更多的钱，之后就开始上市了。所以，1936年的时候基本上到现在他这个汽车保险业当时就是这个样子，后来就非常庞大地发展了。没有人喜欢买保险，但是他们确实喜欢开车的感觉，所以GEICO的故事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些公司在几年下来成长翻了三倍左右，后来这家公司有一点分心了，但是他们又回到最基本的路途上面，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非常棒的一项事业。我们在每年年会当中也有谈到这些事情，他会有一个信息是来自Lorimer Davidson讲的话，在1950年1月份的时候，他是唯一一个在大楼里面的人。
有次年会我们展示过洛里默·戴维森的留言。1951年1月的周六，我造访华盛顿时整栋楼只有他一人在办公。我敲门直到保洁员放行，询问“除了您还有能谈话的人吗？”——这位毫不介意的保洁员指引我上六楼，遇见了改变我人生的洛里默·戴维森。
人生中总有几位让你命运转折的贵人。若得三五知己，当珍视终生。伯克希尔董事会就有这样的财富——汤姆·墨菲、桑迪·戈特斯曼、沃尔特·斯科特、比尔·斯科特——这些才华横溢、风趣尽责的伙伴成为终身资产。能与洛里默在周六午后长谈，你只需凝神静听。这正应了“翻阅每一页”的箴言。人生需要运气，更要善用运气。
第10问：我是来自加州帕萨迪纳的本杰明·格雷厄姆·桑德森。沃伦，感谢您多年来的教诲。您之前说，只有史蒂夫·乔布斯能创立苹果，也只有蒂姆·库克能将其发展到今天的高度。同理，世上唯有您能缔造伯克希尔。我猜想您视格雷格为“异类中的异类”，可他看起来如此普通——抱歉格雷格。因此想请教：格雷格哪些特质使他成为您心中的理想继任者？格雷格，我们期待在未来几十年更了解您。谢谢。
沃伦·巴菲特：谢谢你，你触及了企业传承最核心的问题。我们拥有卓越的企业群，具备在成熟资本主义体系中罕见的独特优势。试想在如此庞大的竞技场再造一个伯克希尔——不仅需要重建人才梯队，更要复制资本实力、历史积淀等全部要素，这几乎不可能。这需要漫长岁月积淀，需要凝聚核心团队并逐步扩展。关键在于彼此信任，在于人人超额付出。
多年来我观察过无数企业，天性使然总在挑剔。我在寻找问题所在，寻找漏洞本就是投资的要义。但我们的人，即便被抽调筹办年会这类分外工作，也全力以赴。昨天我花一个半小时巡视展区，每位员工都热情致谢，为这份没有额外报酬的工作倾注心血。他们乐在其中，这正是伯克希尔的特质。
你做的工作应该是你热爱的。我共事过五位上司，个个令我钦佩——他们都独具魅力。但我仍选择为自己工作，而不是为别人工作。但是如果你发现和你一起工作很愉快的人，那就是你要去的地方。我常告诫子女：鲜少有人像我这般幸运，七八岁便找到毕生所爱。这或许需要更长时间探索，但务必追寻心中热忱。
有部电影叫《格伦·米勒传》，讲述这位音乐人带领落魄乐队十五年，最终凭借1941年《查塔努加小火车》创下首张黄金唱片。他从默默无闻到“找到属于自己声音”的蜕变，恰似人生真谛。
我总提醒孩子们：你们的“声音”不同于我，且鲜少首份工作就能发现。但若如我般幸运，年少觅得所爱，便当持之以恒。别过分计较起薪，慎选共事之人，因为你会染上周围人的习惯。有些工作是不值得去做的。
你们身处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度、最辉煌的时代。即便是伯克希尔这样的成就，也远超你们祖辈的想象。但关键在于确保自己始终能参与明天的游戏。就有意义规模的金融活动而言，切莫拿已有成就去冒险。
如果你周围发生了非常愚蠢的事情，你就不想参与其中。如果人们赚更多的钱是因为他们借钱或参与垃圾证券，但他们希望以后能找到更大的吸盘，你必须保持清醒——这种把戏终将反噬。当下的商业规则如此优越，能生逢其时实属幸事。
如果我生于1700年，我会说：“我想回到子宫里。怎么回事？因为这太难了。”而如今，我却能终日沉浸于热爱的事业。这是一种非常美妙的生活。
格雷格·阿贝尔：能担任这个职位，我感到无比谦卑和荣幸，但作为伯克希尔的一员，我已经在伯克希尔工作了25年多，有机会与您、阿吉特、我们的董事会以及众多同仁共事——正如您提到的，当遇见伯克希尔这样非凡的企业，你就会爱上它，它就会成为你每天想做的事情。这是一个难以置信的机会。所以，谢谢您。
沃伦·巴菲特：对于提问的那位先生，如果你没有立刻找到它（指投资机会），别在此期间饿死，但你终会找到的。这有点像寻找合适的婚姻对象——你未必会嫁给或娶了第一次约会的人。有时候等待是值得的。
第11问：这是南达科他州拉皮德城的马克·邦克和海伦·弗里德提出的问题。随着美元在2025年相对于其他外币迅速贬值，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是否正在采取措施将这种货币风险及其对季度和年度收益的影响降到最低？如果有，请说明具体措施。另一位股东玛丽·张（Mary Chang）补充说：伯克希尔目前借入日元，以抵消汇率风险和日本股票投资。未来是否会考虑投资未对冲的外币计价资产？
沃伦·巴菲特：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我们在日本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我们打算长期持有那些头寸，而日元融资成本又极低，所以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尝试用日元融资来匹配日元资产。但这并非我们的既定政策。实际上，这是我们第一次这么做。我们持有过大量外币计价的证券。
我们没有考虑它对季度和年度收益的影响。我们不会根据它对季度和年度收益的影响来做任何事情。在我的记忆里，董事会从未出现过“如果这样做，年度收益就会如何，所以我们应该这么做”的讨论。最终数字该是多少就是多少。真正重要的是未来五到二十年我们的发展态势。
一旦开始纠结要做出什么数字，很快就会受到摆弄数据的诱惑——有时甚至是严重的数据操纵。我见过很多在其他方面值得信赖的人，却认为玩弄数字游戏无可厚非。但这绝不是我们的作风，我们根本不会考虑这种事。事实上，上季度日元汇率波动确实带来了某些GAAP会计准则下的账面亏损，但这根本无关紧要。下个月或明年情况就会变化。当然，我们绝不会持有那些我们认为其货币即将崩溃的资产。
这才是我们对美元最担忧的地方。政府总有让货币逐渐贬值的倾向——没有任何制度能战胜这种倾向。你可以选择独裁者，可以选择代议制，可以做任何尝试，但将会推动货币贬值。
我在年度报告中简要地提到，美国的财政政策让我感到害怕，因为它的制定方式，所有动机都指向可能引发货币问题的政策。但这并不局限于美国——全世界都是如此，在某些地区甚至周期性失控。那些令人瞠目的贬值速度至今仍在延续。
人们可以研究经济学，可以设计各种制度，但归根结底，只要货币掌控者存在，他们就能发行纸币或像几个世纪前那样削减货币成色。总有些人——并非指责他们本性邪恶，而是职务使然——会让货币随时间推移变得一文不值。这会产生严重后果，而要在制度中建立制衡机制阻止这种情况又极其困难。
我们饶有兴味地观察过人们试图规避财政风险的种种尝试。这场游戏远未结束，也永远不会真正终结。如果细究二战后重大通胀案例，这份名单可以无限延伸，而相同的国家总在反复出现。
因此货币价值是令人忧心的命题，我们尚无良策应对。但在日本这个特例中，我们确有对策——因为我们打算持有50年、100年甚至更久，投资标的以日元计价且前景可测。只要利差合适，我们就会尝试发行日元计价的负债，但这与我们是否在意季度或年度收益毫无关联。
格雷格·阿贝尔：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当初对投资这五家日本公司显然有着充分的信心，并且清楚意识到这是日元计价投资。而能够以日元借款这一事实，更像是一个锦上添花的额外机会。但我们对日本企业本身，以及最终将以日元实现的收益，都非常满意。
沃伦·巴菲特：我们只做过一次重大的外汇投资操作，某种程度上与我当年为《财富》杂志撰文有关。当时我们做多了12种外币——现在记得的只有四、五种是主要货币。所谓做多外币，其实就是做空美元。这个头寸我们持有了两三年，赚了数十亿美元，这在当时对我们意义重大，至今仍是如此。
查理始终认为，如果必须在股票之外选择投资领域——他对债券、房地产等领域都颇有研究——他相信外汇市场能赚大钱。但我们只操作过这一次。虽然不排除未来重施故技的可能，但概率很小。
如果美国发生某些变故，我们可能会大举持有其他货币。假设要在欧洲某国进行巨额投资，或许会考虑以当地货币融资。但这绝非常规操作。日本案例之所以特殊，在于我们能以极低资金成本借款，同时对那些证券的未来收益充满信心。
当然，当前这种特殊条件——虽然它们注定不会、也从未——持续数十年的话，我们或许会延续类似策略。但世界总在变化，所以千万别把这当作预测。
第12问：早上好，沃伦、格雷格和阿吉特。非常感谢主办这次盛会。很荣幸来到现场。我是达什·博亚尔，来自伟大的蒙古国。请允许我简单介绍我的祖国：蒙古是一个新兴市场国家，作为内陆国家被俄罗斯和中国包围。我们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矿产资源，拥有充分的民主，经济也在持续增长。
上周我们在纽约举办了第二届蒙古投资峰会，希望能吸引像贵公司这样的投资者。我知道您曾非正式地会晤并提供建议给韩国、中国、印度等国家的政府首脑。对于蒙古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您会给予政府和企业领袖哪些建议来吸引伯克希尔这样的机构投资者？如果您能考虑将新兴市场作为对冲工具或机会型投资的长期配置方向，那将再好不过。最后，我诚挚邀请各位莅临蒙古——若您能出席今年七月的经济论坛，我的同胞们将倍感荣幸。
沃伦·巴菲特：我连离这儿只有几英里的康瑟尔布拉夫斯（Council Bluffs）的行程都安排不过来呢（笑）。不过还是感谢您的邀请。
其实大约20年前，我在股东会上认识过一位在蒙古大展拳脚的朋友。他在那边做得风生水起，甚至在那里定居了很长时间。如果要我给贵国政府提建议的话，那就是要逐步建立起货币稳健的国家信誉。我们不会考虑投资任何通胀失控风险显著的国家，这种风险太难评估。虽然有人在恶性通胀中找到了生财之道，但这不符合我们的投资理念，我也不擅长此道。所以货币稳定性是我们的重要考量因素。
除了这点，蒙古可能很难找到符合我们规模要求的标的。但就像我说的，20年前我认识的那位朋友确实在蒙古取得了巨大成功。 如果一个国家能树立起亲商环境和货币审慎的声誉，这对本国居民来说是个好兆头——尤其是当这个国家还拥有可依托的自然资源时。虽然我对贵国的矿产等情况了解有限，但回想1790年，又有谁会押注美国呢？
我们当初也不需要十全十美，只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比别人做得稍好就行。美国从一无所有起步，最终创造了接近全球25%的GDP，保持着更快增速，货币总体更稳健等等。所以我衷心祝愿蒙古发展顺利。
第13问：这个问题来自新泽西州的Peter Shen，向巴菲特先生和贾恩先生提问：近年来，黑石、阿波罗、KKR等大型私募股权公司大举进军保险业，通过募集永久资本、管理浮存金，试图复制伯克希尔数十年前开创的模式。鉴于这些公司如今正直接竞购保险资产，且往往采用更高杠杆率和更激进的投资策略，您如何看待它们对伯克希尔保险业务及核保纪律的影响？您认为私募模式会给金融体系的保单持有人带来系统性风险吗？这种竞争是否使得伯克希尔如今更难安全且盈利地获取和定价保险机会？
阿吉特·贾恩：这个问题有一部分很好回答。毫无疑问，私募公司已经大举进入这个领域，而我们在该领域已不再具备竞争力。过去我们在这个领域做过不少业务，但最近3-4年，我认为我们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需要把这个领域分成两部分来看：财产意外险业务和人寿保险业务。你提到的这些私募公司主要活跃在人寿保险领域，而非财产意外险领域。
你正确地指出了这些私募公司在杠杆和信用风险方面所承担的风险。在经济向好、信用利差收窄的环境下，这些公司将资产从保守投资转向能获取更高回报的领域。只要经济保持良好、信用利差维持低位，他们就能赚钱——由于杠杆作用，还能赚大钱。
但风险在于，监管机构可能在某天突然发难，认为他们替保单持有人承担了过高风险，最终可能会以眼泪告终。我们不喜欢这种风险回报比，因此选择举白旗退出，承认现阶段我们无法在这个领域竞争。
沃伦·巴菲特：确实有人想复制伯克希尔的模式，但他们通常不愿连带着复制“CEO将全部身家永久投入公司”这一条。他们的算盘不一样——追求的是别的东西。这就是资本主义，但他们的处境完全不同，对所从事事业的信义责任认知可能也有所不同。
这种模式有时能成，有时会败。若失败了，他们大可转战其他领域。但若伯克希尔的模式失败，我余生都将活在悔恨中。所以这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抉择。
当今财产意外险领域没有公司能真正复制伯克希尔。当然起步时并非如此——一开始我们有只有距此几英里的国民赔偿公司（National Indemnity），谁都能轻易复制。但那是在1986年阿吉特加入之前，自他加盟起，其他竞争者就该知难而退了。
第14问：您好，我是来自马萨诸塞州梅尔罗斯的玛丽。感谢今天的分享。作为像我这样对投资感兴趣的年轻人，很想听听您的见解，巴菲特先生。您职业生涯早期有哪些关键教训？对于正在建立投资哲学的年轻投资者，您有什么建议？谢谢。
沃伦·巴菲特：这是非常好的问题，我真希望我年轻的时候会有人给我这方面的建议。与谁为伍极其重要。不要指望每个决定都正确。但是你会让你的生活朝着与你一起工作的人，你钦佩的人，成为你的朋友的方向发展。我提到过几位近年去世的老友。这些人都是——即便我们合作的项目规模只有伯克希尔的万分之一——你会选择共事的那种人。他们能激发你变得更好。你要与那些比你优秀、你也认为比你优秀的人为伍，因为你会朝着身边人的方向发展。
这是你在以后的生活中才会学到的东西——直到你变老了，你才会真正意识到这些因素有多重要。但当你身边有汤姆·墨菲、桑迪·戈特斯曼、沃尔特·斯科特这样的人，你的人生会比单纯模仿暴富之人精彩得多。
我会尽量尝试和聪明的人交往，这样我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我会寻找即使不为钱也愿意做的事。人生真谛在于找到一份不为钱财也会做的工作，我很早就实现了这一点。
我提到的那些人都做到了，他们总是付出多于索取，从不争功。他们的为人处世堪称楷模。遇到这样的人要珍惜，若暂时未遇，先谋生计但别放弃寻找。你会遇到为你创造奇迹的人。继续努力的话，绝对会找到一些愿意跟你做有意义的事情的人。就像我之前提到的，当年去GEICO敲门时门锁着。谁知道那扇门后面是什么？但十分钟后，我就遇到了一位对我帮助极大的人。当然，若有人帮助你，你也要想办法回馈。这样善意与善行就会产生复利。不幸的是，在生活中你也会遇到相反的情况。
我很幸运，有一个很好的生活环境，有些人则需克服完全不同的环境障碍。但是，如果你已经拥有了好运，不要为你的好运感到内疚。如果你生活在美国，世界上有80亿人口，而美国有3.3亿人口，这已算中了大奖，要善用这份幸运。但是不要与要求你做不当之事的人或企业为伍。不同的职业适合不同类型的人。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在投资行业，很多人在赚了一大笔钱之后就不干了。你真的想要一些东西，不管你是否需要钱，你都会坚持下去。
格雷格不需要钱，阿吉特也不需要钱——一点也不需要——但他们喜欢自己的工作，而且他们做得非常好。我有幸见证了这种境界随时间绽放的光芒。
我所知道的最好的经理——关于谁是最好的经理有很多争论——实际上是老汤姆·墨菲，他活到了98岁。我从来没见过比墨菲更能激发别人潜能的人。如果你想成为更好的人，你就要找到像汤姆·墨菲这样的人，跟他一起工作。很多成功者不具备这种特质。我并不是说这是唯一的成功之道，但我认为这是最令人愉快的成功之路。
伯克希尔的经历堪称传奇——与桑迪·戈特斯曼从1963年合作到他几年前去世，与沃尔特·斯科特共事30年——这种体验无可替代。你不仅能学会商业成功之道，更能领悟人生真谛。
这就是我的建议。而且不知为何，这样的人似乎更长寿。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包括我在内的这些人都如此。我认为快乐的人比那些做着自己并不真正欣赏之事的人活得久。
第15问：截至3月31日的第一季度财报显示伯克希尔的现金储备有所增加。但市场剧烈波动出现在4月。今天与会的苏格兰股东马丁·迪瓦恩想知道：近期市场波动是否为伯克希尔创造了机会？马丁刚刚补充提问，提到您曾说伯克希尔近期差点投资100亿美元，能否详细说明？
沃伦·巴菲特：第二个问题我可以明确回答：不能。不过100亿美元对我们影响也不大。过去30-45天，或者说100天内的波动根本不算什么。伯克希尔历史上曾有三次在短期内股价腰斩——三次——但公司基本面从未出问题。这次波动微不足道。
1929年9月道指381点，后来跌到42点，相当于从100跌到11。眼下根本不算真正的熊市或类似的情况。一年至少有约200多个交易日，过去80年，我经历过约1.7万-1.8万个交易日，比这剧烈的时期多的是。我出生于1930年8月30日，当时道指240点，后来跌到41点。若有人认为现在算巨变，那不算。若涨15%而非跌15%，人们会欣然接受。但若15%的跌幅让你焦虑，你需要调整投资哲学——世界不会适应你，你必须适应世界。
未来20年你会见到前所未见的“卷发器式”波动。这总会周期性地发生。世界会犯大错，意外总以戏剧性方式出现。系统越复杂，意外越可能来自意想不到之处。
这就是股市的本质——若你有合适性情，这是值得投入的好地方；若市场下跌就恐慌、上涨就兴奋，那这里就是噩梦。不是要批评谁——人有情绪很正常，但投资时必须把情绪关在门外。
第16问：早上好，巴菲特先生，阿吉特·贾恩先生、格雷格·阿贝尔先生，我叫作皮特·陈，我来自上海，这是第一次参加伯克希尔的股东大会。我想问一个关于生命智慧的问题。你在生活中是否遇到过重大挫折或低谷？你是如何度过并克服它们的？非常感谢。
沃伦·巴菲特：每个人都会遇到挫折。有些人在这方面运气特别差，而另一些人则相当走运。查理有过挫折，我也有过挫折——这是生活的一部分，一点也不好玩。
我无法教你在重大挫折中享受生活，但这就是人生。死亡是人人终将面对的终极挫折。有人运气极差，有人运气极好。通常幸运者会归功于自己而非运气，但挫折总会来临。
我认为你现在在医疗问题和生活中其他事情上遇到挫折的概率小多了。你生在一个好时代。如果你回顾中国的历史，你希望自己出生在什么时候？100年前，500年前，1000年前，还是现在？这很简单，你很幸运。
如果我是20代牧羊人的后代，天天看着羊群早腻了。你必须明白，你在子宫里呆了几十万年，然后在合适的时间出生，已是一根幸运的稻草。所以我会关注你生活中美好的事情，而不是发生的坏事，因为坏事确实会发生。即使有一些坏运气，生活也常常是美好的。到目前为止，这种坏情况还没有发生在我身上，但我的一些朋友却发生了。
94年来，我想喝什么就喝什么（新浪财经注：巴菲特举了下桌上的可乐）。他们为我预言了各种可怕的事情，但至今无恙。如果你看一段时间的职业运动员的职业寿命，你真的会觉得如果你不是第一个被选上棒球队或篮球队的人，你会过得更好。查理和我从来没有做过那么多运动，也没有总是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
尽可能多地看到事物好的一面。你今天能健康地远道而来，学习感兴趣的知识，比起几百年前的境遇已是幸运。
第17问：这个问题来自希曼舒·本达尔，提问阿吉特和沃伦。无人驾驶汽车已经在美国城市的道路上行驶，无需驾驶员参与。沃伦和阿吉特如何看待这些自动驾驶汽车对GEICO汽车保险业务的颠覆性风险？ GEICO的汽车保险业务建立在理解和承保人类司机的基础之上，我们今天所说的汽车保险未来会变成自动驾驶汽车和软件公司的产品责任险吗？
阿吉特·贾恩：毫无疑问，一旦自动驾驶汽车成为现实，汽车保险将发生巨大变化。最大的变化将是你所识别的。大多数出售和购买的保险都围绕着操作员的错误——它们发生的频率、严重程度，以及我们应该收取多少保费。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新的自动驾驶汽车更安全，发生的事故更少，对保险的需求也会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它会被产品责任所取代。因此，我们在GEICO和其他地方当然在努力为这种转变做好准备，我们从为操作错误提供保险转向为产品错误提供保护，在这些汽车的建造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和遗漏。
沃伦·巴菲特：我们期待所有业务都发生变化。如果我满足于在新英格兰的纺织业工作——尽管在此之前它已经运转了70年左右——世界就变了。若游戏规则不变，反而无趣。若每次棒球挥棒都是本垒打，或每次高尔夫开球都是一杆进洞，那就没什么意思了。
事实上，在你前进的过程中，你会一直思考一些事情，你会犯错误——这正是乐趣的一部分。若总是一帆风顺，大脑会退化。
汽车保险将会改变，尽管它在相对较短的历史中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谁知道100年后我们的交通会是什么样子？如果你回到几百年前，谁能预料到美国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人们会像现在这样生活，像现在这样享受生活？
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不幸的是，我们最需要担忧的是——人类已经掌握了毁灭世界的方法。我们拥有如此美好的世界，但现在全球有八个国家——可能还有第九个——具备摧毁它的能力，我们不一定有完美的人来领导每个国家。
当爱因斯坦在1905年提出E=mc²时，他并没有想到质量可以以一种改变世界的方式转化为能量。1930年我出生的时候，人们知道爱因斯坦的物理定律已经有25年了，但没有人想到它对改变未来的战争有什么作用。直到1939年8月，罗斯福收到那封史上最著名的信——寂寂无名的西拉德自知无法直达总统，便请爱因斯坦署名。罗斯福对物理学的理解恐怕和我半斤八两，但他明白爱因斯坦署名的分量。于是召见格罗夫斯将军说：“我们必须采取行动。”而最终，人类只学会了如何毁灭世界。
我们别无选择——德国有海森堡这样的科学家，当时似乎领先于我们。这个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就无法合上。世界在不断变迁，我们创造了诸多奇迹，但也面临风险。现实是，这些威胁不会消失。
所以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我们正享受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这使得在座的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比几百年前好得多。但到目前为止，人类本身却改变甚微。我们确实改变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我们在人类方面并没有取得太大进步。未来会如何演变，我们拭目以待。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汽车业、汽车保险、汽车的发展还是改变相当大。但这总比当年在新英格兰经营纺织业面临的困境容易应对。顺应时代发展而变——正如我常说的，在座各位都生在最幸运的时代。请珍惜这份幸运，并努力探寻未来问题的答案。事实上，我们在适应变革方面做得相当不错。
在保险业来讲，其实有蛮大的问题，但是我不知道保险业要如何进行调试。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样去挥杆的话，就不要去打高尔夫球，对不对？
阿吉特·贾恩：我想补充的是，除了刚才提到的向产品责任险转变——即承保因产品设计或供应链缺陷导致事故的风险之外，我们还将看到另一重大转变：自动驾驶将大幅降低事故发生率。但另一方面，由于汽车科技含量提升，单次事故的维修成本将显著增加。
这两个变量将如何影响保险总成本，目前仍是一个有待观察的课题。
沃伦·巴菲特：我想分享两组值得玩味的数据。1951年我初到GEICO时，年均车险保费约40美元，如今根据地区等因素可达2000美元。而同期，每亿英里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从约6人降至略高于1人。因此汽车安全性显著提升，保费却上涨50倍。人们谈论汽车技术发展时，总关注那些科幻般的进步，却忽视了商业本质的演变。
汽车保险行业一直是一个巨大的增长行业。内布拉斯加州的房主保险价格在过去10年里翻了一番，因强对流天气频发，这是根据总体通货膨胀进行调整后的结果。即便如此，内布拉斯加州的房屋保险业务仍不盈利。
这些重大变革的影响实难预测，唯有持续思考。但是你不想读一些研究报告，说世界即将结束，或者世界将因为这个或那个而变得美好-大约有50个其他的发展正在同时进行，你需要思考并在你前进的过程中不断观察。
在这个行业中，你永远不会得到一个最终的答案——你会得到一个你采取行动的点。我们始终追求高概率事件，秉持一贯原则。但现实总会出人意料，若你经营企业，每天醒来都该提醒自己这点。
格雷格·阿贝尔：沃伦，休息时间快到了，你想谈谈营业收入吗？
沃伦·巴菲特：好的，让我们看一下数据。我们今早发布了10-Q季度报表。我们总是选择在周六发布，这样就不会有人提前获得信息优势。
您会看到第一季度我们的保险承保收益大幅下滑。去年是保险行业难得的好年景——所有因素都对我们有利。今年保费下降而风险上升。但我们在保险业务中确实拥有竞争对手难以复制的独特优势。
我们在过去24小时内刚刚宣布，伯克希尔与苏黎世保险、安达保险达成合作，共同承接业内仅有极少数公司能操作的超大额保单。当然，我们必须确保责任条款定价合理，但这类业务我们做起来游刃有余。
投资收益方面变动不大——浮存金的持续增长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投资资金，加上留存收益的增加。因此若无重大投资计划，我们预计每年将积累约400亿美元或更多资金。
短期票据利率较之前有所下降，这对投资收益产生负面影响，但幅度有限，且我们可投资金更多，因此收益仍实现小幅增长。
铁路业务收益略高于去年，但尚未达到应有水平。这个问题正在解决中，它依然是伯克希尔的重要优质资产。
能源业务去年面临的特殊问题今年已不复存在，因此收益有所提升。其他综合业务整体表现平稳。
阿吉特·贾恩：在我们密切关注的49家非保险业务子公司中，21家实现增长，28家出现下滑。由此可见，非保险运营业务本季度确实表现参差。
沃伦·巴菲特：我们的财务状况显示，现金和美国国债持有量仍高于我的理想水平，但这只是投资时机的问题。若每隔五六年才出现真正的投资良机，你必须保持耐心。
查理总是提醒我们：伯克希尔50年来绝大部分收益，其实只来自八九个关键决策。我们日复一日地讨论、研读每一份报告、做好所有准备工作。但若你以为每天听经纪人的建议或看财经资讯就能获得投资良机，那简直是痴人说梦。真正的绝佳机会可遇不可求，而大多数时候，你其实并没有什么竞争优势。
此外，我们的保险浮存金仍在持续增长。放眼全球财险领域，没有哪家公司能拥有像我们这样的浮存金规模。
阿吉特·贾恩：显然我们已遥遥领先于任何竞争对手。
沃伦·巴菲特：只要承保业务保持盈利，这些资金就完全是零成本资金。我们预期未来50到100年都能保持这一优势。当然某些年份承保业绩会很糟糕，侵蚀浮存金收益。
阿吉特·贾恩：若计入寿险业务，我们的浮存金成本为-2.2%。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获得浮存金，还能额外赚取2.2%的现金。
沃伦·巴菲特：这好比经营一家银行，客户存钱反而要支付2.2%的费用，还无需处理支票清算等繁琐业务。我们的经营理念全球独树一帜——若非确信无人能够复制，我根本不会在此讨论。
我来给你们看最后一张的投影片，是关于股票回购的。显然，今年我们尚未进行任何回购。如今伯克希尔若回购自家股票，需要比各位投资者支付更高的成本。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约一年前出台的新税制要求我们支付1%的税负。这不仅造成我们回购成本高于普通投资者——你们买比我们买更划算——更对我们部分被投企业造成显著影响。
蒂姆·库克执掌苹果表现出色，但他每年约投入1000亿美元回购股票，现在需额外支付1%的税。相比各位投资者，他每年因此多支出10亿美元。看似不多，但已有人主张大幅提高该税率。
我们只会在股价明显低于保守估值时回购。这种机会虽偶有出现，但联邦政府征收的税率越高，我们的回购能力就越受限。
那么，在这个愉快的节点上，我们将在11点继续会议，持续到下午1点。在此期间，请大家尽情参观。我想我们所有的展区仍然开放——所以别忘了带上钱包去收银台。
沃伦·巴菲特：好了，各位，我们开始吧。首先，我要推荐一部电影。我知道这是你们来的原因。我在这件事上没有任何经济利益，但我要向你们所有人推荐去亚马逊Prime，然后点击一部名为《成为凯瑟琳·格雷厄姆》的纪录片。这是一个大约50年前发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我很幸运地成为了一些我认为非常有趣的美国历史的观众。如果你觉得我误导了你，你可以给我写信，但我保证会报告有多少读者不同意。但是，看看《成为凯瑟琳·格雷厄姆》，你会看到美国历史上一个了不起的故事。
第18问：你好，沃伦。我叫罗伯特，是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名股东。三年前，查理·罗斯问了你一个问题，大意是你希望人们记住你什么，你的回答是“他是一名教师” 。所以本着这种精神，格雷格，我很想听听你从沃伦那里学到了什么深刻的东西，反之亦然，如果时间允许，沃伦，你从格雷格那里学到了什么？
格雷格·阿贝尔：沃伦显然是一位杰出的老师，多年来，我每天都在从中受益。我很幸运，如果我现在要被人记住的话，我希望人们记住我是一位伟大的父亲，但同样是一位教练。这包括家人、朋友，以及我执教的孩子，无论是曲棍球还是棒球。我认为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能回报他们。
我喜欢把沃伦真正看作一位老师，我每天都有机会继续学习。沃伦和我每周都有强有力的对话，我们总是在谈论伯克希尔的机遇或全球或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每一个都是真正的学习时刻。
我可能会回到与沃伦的第一次会面，因为它仍然在我的脑海中。沃伦当时正在考虑收购Mid-America能源控股公司，我和我的合伙人有机会在周六上午去那里。我们正在讨论业务，沃伦面前有财务报表。像任何人一样，我有点期待一些关于业务表现的问题，但沃伦立即锁定了资产负债表上的一些衍生品合约，认为它们堪比“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在公用事业行业，我们确实有衍生品，因为它们被用来匹配某些头寸。它们永远不会完美匹配，但我们有它们，它们是受监管的业务所必需的。我记得沃伦立即去了解这些衍生品，询问它们的构成和潜在风险，想要彻底了解。这个头寸并不是很大，但绝对是他在收购Mid-America时关注的风险之一，特别是考虑到安然事件和发生的一切。
一年或18个月后，美国发生了电力和天然气能源危机，许多公司都赚了大钱。沃伦对我的后续问题是：“在这场能源危机中，我们赚了多少钱？赚了很多吗？我们是否持有投机头寸？”答案是，我们赚的并不比6个月前多，因为所有这些衍生品确实是为了支持我们的业务，而不是投机性的。这种对业务及其风险的理解仍然让我记忆犹新。
沃伦·巴菲特：这是我们在这里从未真正谈论过的一件事，但我花更多的时间看资产负债表，而不是损益表。华尔街不太关注资产负债表，但我喜欢在查看损益表之前查看资产负债表的8或10年，因为资产负债表上有些东西比损益表更难隐藏或玩弄。
两者都不能给你任何问题的完整答案，但你应该理解数字的含义以及它们没有说、不能说、管理层希望它们说但审计师不希望它们说的内容。在我看来，你从资产负债表中学到的东西比大多数人认为的要多。
我不担心被记住。例如，人们不太记得凯瑟琳·格雷厄姆，因为这个故事在很多方面塑造了美国。
查理可能是你能想象到的最好的老师。查理从不满足于任何学科表面上的东西。他真的很想理解它，他总是告诉我，在你能比与你争论的人更好地描述反对意见之前，你不应该对任何事情采取立场——你应该能够比他们更好地争论他们的案例。他是个了不起的老师。我提到的其他人也是。当然，我爸爸是个了不起的老师。充分利用那些能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的人，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忘记其他人。
第19问：这个问题来自大卫·鲁宾，他是来自亚利桑那州斯科茨代尔的股东。这是给格雷格的问题。几十年来，我们已经熟悉了沃伦和查理的投资理论以及他们的能力圈。在担任首席执行官的最初10年里，格雷格将负责分配比伯克希尔历史上更多的资本。鉴于此，我想听听格雷格对资本分配的看法，尤其是对新业务的资本分配。
格雷格·阿贝尔：我们从伯克希尔的伟大之处开始。我们在业务内部拥有伟大的文化。我们有价值观，我们作为一个管理团队，由沃伦和查理以及所有与业务相关的人定义——我们拥有伟大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真正为伯克希尔奠定了良好的未来。
在我们部署资本和分配资本时，这对伯克希尔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同样重要的是管理风险。当我想到我们的价值观时，有几个是绝对关键的。第一：我们将维护伯克希尔和我们公司的声誉。我将其视为投资或我们运营每个业务的方式。这始终是一个优先事项，也是我们确保牢记在心的事情。
正如沃伦所评论的，看看我们的资产负债表，我们将拥有一个堡垒般的资产负债表。我认为我们的首席董事Sue Decker昨天说得很好。我们现在有大量现金，但这是一种巨大的资产，而且这将继续成为一种哲学。当我们能够部署它时，我们将很好地部署它。我们认识到它是一种战略资产，使我们能够度过困难时期，而不是依赖任何人。
我们将继续保持伯克希尔，永远不会依赖银行或其他任何一方让伯克希尔成功。随着资本配置而来的是风险管理和对风险的理解。这落在我们所有的经理、保险和非保险部门，但我们将将其贯穿于整个伯克希尔。
我想提到的另一个价值与我的去向有关：最终，我们有一系列运营公司，它们产生了大量的现金流，无论是在保险公司创造浮存金，还是我们各种非保险公司每年产生大量现金流。我们打算继续确保这是伯克希尔未来的一个优势。
有了这些现金流、浮存金和资产负债表上的大量资源，我们将继续以非常相似的理念前进。这与我们目前和过去60年来的理念完全一致。
我们将从审视我们业务内的机会开始——我们的保险和非保险业务是否资本充足，它们是否有管理业务的机会？它们将以自主方式运营，但伯克希尔仍将管理进入这些业务或可能从中产生的资本。
下一个机会是收购整个企业，100%。有时候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沃伦提到了上个季度100亿美元的收购。但是，相对于风险的价值必须正确。如果正确，我们想要拥有它。如果时机不对，会有另一个时机拥有这样的资产。
然后还有机会通过股权拥有公司的部分所有权。但正如沃伦一直强调的那样，尽管我们拥有公司的部分所有权，但我们拥有现金流的一部分，资产负债表的一部分。这不仅仅是一张股票。我们将以长期拥有该公司的想法来对待它。
我们需要彻底了解这些公司的经济前景——正如沃伦早些时候所说——从现在起5年，从现在起10年，从现在起20年。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我们不会投资，无论是通过股票投资100%还是2%。我们必须彻底了解这些前景看起来像什么以及这些企业的潜在风险。这真的是投资哲学，以及沃伦和团队在过去60年如何分配资本。它不会改变，这也是我们未来采取的方法。
沃伦·巴菲特：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讲太久，但这很重要。很明显，这个国家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对电网进行令人难以置信的改进、重新思考和重新定位。我们已经超越了美国应该有的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类似于州际高速公路系统的问题，在这个系统中，你需要政府的权力来完成事情，因为当你有48或50个司法管辖区，每个都有自己的想法时，这个系统就运转得不太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以每小时一美元的费用召集人。我们知道我们必须疯狂地改造船只。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在几天之内，而不是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之内，将福特汽车公司从一家汽车制造商转变为一家飞机制造商。
在某些真正重大的投资情况下，我们拥有私人系统内其他任何人都没有的资本。但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从政府的角度、从公众的角度以及从伯克希尔的角度来说都是合理的，而我们还没有找到。
这是数百亿美元资金的明确和当前用途。有人设立基金，他们只是组装东西就能获得报酬，但这不是处理问题的方法。处理问题的方法是进行某种政府与私人行业合作，类似于你在战争中做的事情。当他们建造高速公路系统时，我不认为政府会设立自己的团队来浇灌水泥，但你需要合作。我们在能源方面正处于那个阶段，但我不认为我们取得了任何特别进展。
格雷格·阿贝尔：这些是非常独特的情况，反映了我们目前所处的位置。各行各业都会有非常重大的投资机会。正如沃伦所提到的，在电力行业或能源领域，我们显然对我们的现有业务非常了解。满足目前预计的需求的长期需求所需的资本是巨大的，作为伯克希尔，我们将处于有利地位，帮助满足这些需求。但是，部署这种资本的模式和需要应对的风险将与今天不同。
联邦政府的管理将被需要。但是，测试你是否可以拥有48或50个司法管辖区来合作做一些有反对意见的事情——每个州都会有反对意见。如果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或州际公路系统期间进行投票，这将被放慢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所以问题是如何利用这个国家的优势，使其真正成为它应该成为的样子，同时保持一个由48个相连和几个不相连的州组成的国家。这将是有趣的，看看会发生什么。我们确实有资本，实际上我们有一些很少地方拥有的知识。我们知道游戏是什么，但将这种能量与知识和资本结合起来并不容易。
这应该是我们国家能够做到的，但这个国家不是为拥有48个不同的司法管辖区而设计的，这可能会破坏你试图做的任何事情。在战争时期，达成一致是一回事，但在和平时期，这是另一个问题。这将是下一代的问题。
第20问：早上好，巴菲特先生和阿贝尔先生。我是唐达克斯。我今年14岁。我爸爸连续两年带我来这里，我保证每年都会来。我凌晨两点排队参加你的每一次会议。我爸爸持有BRKA的股票，他说我需要努力工作来赚取波尔希尔的股票。我们都来自中国，香港，我想问，像我这样的全球青少年想要成为伯克希尔的一部分，最重要的要素是什么？我应该学习哪些知识，这样你将来会雇佣我？
最后，巴菲特先生，我从这次会面中学到了很多，当然，我每年都会来这里。我希望你能尽可能多地参加。你和查理·芒格先生是最值得尊敬的人，你们给了我和我父亲很多启发。祝你们幸福健康，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可以像你们说的那样，一起让世界变得更加繁荣。
格雷格·阿贝尔：嗯，我想你爸爸说得最好。他强调了成为伯克希尔的一部分，拥有一些伯克希尔股票，你必须努力工作。努力工作让我们在生活中走得更远，我永远不会贬低这一点。生活中有很多事情很重要，但如果你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开始，并抱着想要做出贡献的态度，你会在生活中走得更远。你会找到很大的乐趣，因为，正如沃伦所说，如果你努力工作，你会找到生活中你热爱的事情，而这将引领你走向成功。我们真的很期待你成为伯克希尔的一员的那一天。
沃伦·巴菲特：保持好奇心，多读书，就像查理说的那样。
第21问：这个问题来自犹他州莱顿的Matthew Teisac。他说：“请讨论一下你们的战略，如何保护我们的公司免受因西部电力公司引起的野火而带来的未来负债。”
沃伦·巴菲特：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们在2005年收购PacifiCorp时犯了一些错误。沃尔特·斯科特、大卫·索尔和我——三个用自有资金做生意的资本家——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没有将其分割，而是保留了相同的结构。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这个国家的每个地方都需要电力，有些地方私人拥有的电力公用事业公司的方式运营是非常愚蠢的。我们将找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格雷格·阿贝尔：现实是野火的风险——野火是否会发生——它们不会消失，我们知道这一点。风险可能每年都在增加。但我们可以做的是减少它影响我们的系统和基础资产的风险，以及不幸地是伴随这些事件而来的负债。我们无法消除风险，但我们可以减少它。
我们在西部的团队正在我们所有的能源基础设施中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野火现在发生在德克萨斯州和整个美国。我们都非常关注如何管理这种风险。我们从处理实际资产开始，我们如何维护它们，以及我们在哪里投资。我们努力确保它们不会引起火灾，甚至有可能加强系统，使其能够承受。这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操作重点。
然后我们更进一步。公用事业公司开始认识到，当我们遇到这些不寻常的天气事件时——沃伦提到了内布拉斯加州的风暴——但同样的事情也在西部发生。当我们遇到这些情况时，我们非常善于说，我们必须以不同的方式管理系统，并有可能断电，因为有可能会发生事件。
但有一件事我们还没有解决——这与我们在2020年太平洋电力公司发生的重要事件密切相关——我们没有在火灾接近时关闭系统。我们的员工和整个管理团队一生都在接受保持灯光亮着的训练，他们最不想做的就是关掉这些灯，让系统断电。
在这些事件发生后，当我们考虑如何管理资产并降低风险时，我们作为一个团队认识到，我们必须让这些资产失去动力。现在，随着火势蔓延到一定距离，我们失去动力，因为我们不想对火灾有任何贡献，也不想伤害我们的任何消费者或导致死亡。我们现在必须让我们的团队管理不同的风险。这不是为了保持照明，而是为了保护公众并确保火灾不会进一步蔓延。
我们可能是目前唯一一家这样做的公用事业公司，我们非常相信这种方法。
贝基·奎克：如果关闭系统，医院关闭，有人死亡，这难道不会让你面临其他风险吗？
格雷格·阿贝尔：这是我们经常处理的问题，因为我们的电力意外中断。当我们考虑关键基础设施时，这是一个很好的点，我们不断重新评估它。我们确实从客户群那里收到了很多关于如何管理的反馈。
我们花费了更多的时间来教育消费者和我们的客户群体。我们解释将会发生什么，需要了解他们的特殊情况以及我们如何最好地应对，这样我们就不承担额外的责任。在去能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
最后一步——沃伦在能源政策方面大致谈到了这一点——我们必须与各州和监管机构合作，确保他们明白，当我们投资公用事业时，我们从未承担或设想过任何风险，也没有任何投资者投资于其他能源公司。
你为承担与该资产相关的非常明确的风险而获得非常固定的回报，这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我们不会获得这种类型的回报，你也无法获得足够大的回报来承担这些风险。因此，这不仅仅是解决回报方面的问题。我们真的需要解决风险方面的问题，这意味着我们要与监管机构和国家立法者合作，找到正确的答案。这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没有银弹（注：意指立刻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我们的公用事业团队每天都在努力降低风险，认识到野火的基本风险不会消失。
沃伦·巴菲特：有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我们不应该拿投资者的钱去解决那些我们不知道答案的问题。你可以提出论点，但当你与州或联邦政府打交道时，这是一个政治决定。
如果你在某个事情上注定会失败，那么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放弃。你尽你所能地陈述你的理由，但如果你最终没有握住笔，我们就没有理由拿你的钱去做愚蠢的事情。我们可以尽力解释什么是明智的事情，但那是你的钱。
很难说应该如何处理许多案件中的政治决定。我们知道我们认为合理的制度是什么，我们应该解释我们的想法，并尽力表达我们的立场，因为正确的解决方案是有利于社会的。但有些问题无法解决，我们不会试图解决那些无法解决的问题。
当然，你的问题是，为你工作的人——那是他们的工作。所以他们想要有理由继续下去。如果你在管理，这些都是艰难的选择，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需要管理者。
格雷格·阿贝尔：我只是想补充一下，例如在公用事业和野火方面，我们不能仅仅成为最后的保险商，无论发生什么，都会承担任何成本和所有成本。这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
在困难时期发生了四起火灾。我们一直坚称，其中一起是雷击，不在我们的服务范围内。火灾蔓延到了我们的服务范围内，我们实际上通过法院承担了这起火灾的责任。我们仍然坚定地认为，我们不对此负责——我们没有参与其中，我们没有引发它，也没有感到我们曾经参与其中。但情况越来越糟，如果你看看那里的风险，我们必须通过这样的事情进行管理。
我们会通过那起诉讼。我们很高兴地报告，例如，在五年后，俄勒冈林业部出来说，我们之前能够管理和扑灭的其他火灾并没有导致那场火灾。第四场火灾是四场火灾中最大的一场，占索赔金额的60%。我们花了五年时间有效地将信息提交给法院。
这将概述我们未来的法律战略，但这些都是我们正在处理的事情。作为一个公用事业行业，我们继续从中学习。我们正在与每位立法者合作，以确保我们明确责任归属，经济损失可能是什么，但最重要的是，非经济损失可能是什么。再次强调，我们不能成为最后的保险商。我们不能对州内发生的一切负责。
沃伦·巴菲特：如果我们用自己的钱来做，我们可以做，但我们不会用你的钱来做我们认为是愚蠢的事情。如果我们这样做，你应该摆脱我们。用别人的钱做蠢事比用自己的钱做蠢事更容易。这是政府通常面临的问题之一——我们不想把它带到私营企业。
但重要的是，美国有一个明智的能源政策，就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学会了如何极其快速的制造船只，而不是汽车一样。我们找到了答案。我们将私人企业与政府的力量结合起来。
但在一个民主国家，这是否可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很明显，我们做到了需要做的事情。但是，当有3.3亿人都在为自己的利益争论，而做出决策的人往往像20年前那样做出反应，而他们并不真正承担决策的责任时，情况就不那么清楚了。但无论如何，这就是管理，我们会尽力而为。
第22问：你好，我叫Alitia Burk，来自波兰，但我目前住在芝加哥。这个问题代表我认识的一位鼓舞人心的人，Wid Ahmed，他今天也在这里。
巴菲特先生，将近74年前，在1951年1月一个寒冷的周六，你乘坐8个小时的火车从纽约来到华盛顿。一路上，你只希望有人能教你更多关于保险业的东西。到达GEICO的办公室时，你发现门是锁着的，你坚持要进去，直到一个清洁工让你进去。你感谢洛里默·戴维森（Lorimer Davidson）的那次会面，正是保险浮存金为伯克希尔公司的成功提供了火箭燃料。
2011年，当我15岁的时候，我带着类似的决心写信给你，请求见面。你亲切地回信说，你只剩下3000天了，还有更紧迫的优先事项。好吧，巴菲特先生，自从你回信到现在已经5000天了。在1951年你坚持不懈的精神和B夫人（Rose Blumkin，内布拉斯加家居城的创始人）的坚韧不拔的鼓舞下，我谦卑地再次请求你，只给我四分之一的时间——在你的办公室里待一个小时。
我再次恭敬地请求巴菲特先生，在时间老人获胜之前，您能否给维德·艾哈迈德一个小时，或者您能抽出的任何时间？
沃伦·巴菲特：在这里的40000人，我给大家每人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会有一个有趣的时间，我的余生。
但我会给你一个建议。当我非常年轻的时候，我会开车去全国各地的各种公司。因为我很年轻，而且这些公司都是非主流公司，那时它们还没有投资者关系部门，几乎每个首席执行官都会见我，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再也不会见到我了。他们不会接到那样的电话。
我会问他们两个问题。我会向他们解释——顺便说一句，这不是个坏主意——如果你走进某人的办公室，说你想占用他们10分钟的时间，拿一个沙漏，把它放在你正在交谈的人的桌子上，然后打开它，让它计时10分钟。你说你会在10分钟后离开，除非他们要求你留下来。这样就设定了条件。
但是，一旦你有了这个，如果他们是在煤炭行业，这恰好是我70年前感兴趣的行业，你只需要问他们一个问题：如果他们被困在荒岛上，他们必须在岛上待10年，只能持有一个竞争对手的股票，他们会选择哪一个，为什么？在他们给你答案后，你再问同样的问题，如果他们做空一个竞争对手的股票，他们会选择哪一个做空，为什么？
因为每个经理都喜欢谈论竞争对手。当他们开始谈论竞争对手时，就像小学生一样。通过确保他们不会认为我会待太久，同时让他们有机会谈论竞争对手，我可能学到了更多关于不同行业的知识。在那些日子里，我保持沉默。这是一个我在一段时间后已经忘记的经验。
坦率地说，现在所有规模以上的公司都有投资者关系部门。他们的工作是告诉你今天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买我们的股票。嗯，整个概念完全是愚蠢的。但这是一项大生意，它变得越来越大，投资者关系部门也变得越来越大。这就是我们现在拥有的。
但用自己的方式做一点自己的工作。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有很多材料供你阅读。当你读完全部内容后，你会比伯克希尔的大多数员工了解得多。所以，你不需要亲自面谈。即使我们在这里有4万人，再加上贝基的许多听众和观众，我们也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这根本行不通。我钦佩你的努力，你目前也只能选择得到钦佩。
第23问：长期居住在巴拿马的股东里卡多·布里（Ricardo Bri）表示，他很高兴看到伯克希尔收购BHE的100%股份。这笔交易分两步完成：第一步是在2022年底，以8.7亿美元的价格从格雷格·阿贝尔（Greg Abel）手中收购了1%的股份，这意味着BHE的估值为870亿美元；第二步是在2024年，以39亿美元的价格从小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 Jr．）家族手中收购了剩余的8%股份，这意味着该企业的估值为488亿美元。第二笔较大的交易在仅仅两年内就代表了估值44%下降。里卡多写道，PacifiCorp的负债似乎太小，无法解释这一点。因此，是什么因素导致了BHE在这两个时间点之间的价值差异？
沃伦·巴菲特：嗯，我们不知道在太平洋电力公司的决策中，我们将会损失多少，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例子所展示的某些态度在整个公用事业系统中都有类似的例子。到目前为止，很多州都很好经营，现在有一些州，就像查理说的，是老鼠药。
当我们看到太平洋西北地区发生的事情时，这种知识得到了强调，而我们所看到的公用事业在某些其他情况下的处理方式也证实了这一点。因此，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PacifiCorp涉及什么的具体问题，而是对社会趋势的一种推断。
其次，我们在房地产业也做了一个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决定。这些事情可以改变价值，法院也可以改变价值。当你只拥有有市场价值的证券时，做出这些决定要比拥有企业容易得多。在我观察70年来各个行业和公司的情况时，我做出了很多这样的决定。
格雷格决定离开，这对我们来说没问题。他对房地产领域或公用事业领域将会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
我们没心情卖掉任何生意。但是，基于社会因素，伯克希尔-哈撒韦能源公司的价值比两年前要低得多。这种情况发生在我们的一些业务中。这确实发生在我们的纺织业上。公用事业不像几年前那么好。
如果有人不相信，他们可以看看夏威夷电力公司和目前加州野火情况中的爱迪生公司。有一些社会趋势正在改变着事情。
我刚刚在显示器上看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书已经卖完了。所以你得把钱花在别的事情上。
但这就是解释——价值观在变化，并不总是向上变化。当我们和格雷格做交易时，我们很乐意以那个价格买下斯科特一家。当我们与斯科特公司达成协议时，我们不会乐意支付格雷格所收到的价格。
但这就像伯克希尔股票一样——我们以X的价格买入股票，如果条件改变，我们会以低于X的价格买进股票。这些年来，我们付出的越来越多，因为它在增值，但它并不是一条直线。
我想说，我们现在对购买公共事业公司的热情与几年前不同。其他行业也是如此，但在公共事业公司表现得尤为明显。公共事业公司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它们需要大量资金。因此，如果你需要大量资金，你可能应该以某种方式行事，鼓励人们给你大量资金。
我们会看情况发展。我们希望看到公共事业部门表现良好，但我们的责任是对伯克希尔股东的责任。
第24问：亲爱的沃伦，亲爱的格雷格，很高兴来到这里。我叫雷维·帕尼达。我出生在阿尔巴尼亚，但现在我正在英国伦敦教授经济学。沃伦和查理的精彩写作极大地塑造了我的思想和教学。我非常感谢你们多年来提供的许多见解。沃伦经常写关于伯克希尔的盈利能力对所有者的重要性。我的问题是，你估计伯克希尔的盈利能力在最近的财政年度是多少？如果你能评论一下与伯克希尔的报告净利润相比，任何增加或减少盈利能力的重要项目，那就太好了。谢谢。
沃伦·巴菲特：嗯，我们的基本盈利能力在一段时间前受到了公用事业领域发生的事情的负面影响。我认为我们的盈利能力并没有因为任何大型收购而扩大，但它们会定期出现。我们会在某个时候看到一些可以增加盈利能力的东西。我的意思是，不然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非常情境化，当然，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整体市场状况、利率状况和心理状况。当人们最悲观时，我们会达成最好的交易。自从我1930年出生以来，情况一直如此。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事情变得更加有吸引力，显然我没有做任何事情——我担心隔壁婴儿床上的孩子之类的事情，把事情搞砸了。
在我的一生中，我有时会有极好的机会，这些机会的出现是因为人类就是人类。我不会因为别人在财务上害怕的事情而感到恐惧。如果伯克希尔下周下跌50%，我会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这不会让我感到丝毫困扰。大多数人的反应是不同的。
并不是说我没有任何情感，而是我对股票的价格没有情感。那些决定会直接进入我的大脑，而情感可能会在其他地方受阻。
随着时间的推移，伯克希尔将提高其盈利能力，因为我们保留资金。我们每天都在做决定。人们正在工作。我们正在保留收益。我们将建立盈利能力，但它不会以任何均匀的流出现。而且它肯定不会与市场价格的上升或下降相匹配。但这正是它成为一项好业务的原因——投资业务就是一切都没有得到恰当的评估，其他人越害怕，你的机会就越好。
第25问：这个问题来自阿奇·帕特尔，是关于大盘科技股的。在2017年的年会上，你说沃伦，你不需要把钱给这些公司，比如苹果、Alphabet、微软和亚马逊。随着所有这些公司现在宣布围绕人工智能进行的大规模资本投资努力，你是否重新考虑了上述评论，仅仅从它们是轻资产以及你对它们的看法方面来考虑？
沃伦·巴菲特：嗯，不投入任何资金而赚到很多钱，总比投入很多资金而赚到很多钱要好。
一个不需要多少资本的业务——可口可乐，经过装瓶公司的成品需要很多资本，但就销售糖浆或浓缩物而言，不需要很多资本。所以，一个是极好的业务，另一个取决于它在哪里。
可口可乐在每个地方都很受欢迎，但如果你从事瓶装业务，那需要大量的资金。你需要真正的卡车和各种机械以及资本支出。我们有一些业务只需要很少的资本就能获得很高的资本回报。政客们谈论的高回报实际上通常不是资本的高回报。
财产意外保险是一种罕见的业务，因为你需要资本作为保证基金，你会保持你的承诺，但你可以用它来购买其他低资本密集型业务。你可以买苹果，让它支持那项业务。那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业务，这也是我们长期做得好的原因之一。
与几年前相比，看看这七家公司（美股七姐妹）现在的资本密集程度会有趣得多。基本上，苹果多年来并不需要任何资本，并大幅削减了股票回购。未来世界是否相同还有待观察。
好莱坞的答案总是从其他人那里获得资金来筹集资本。在这个国家，很多人通过基本上弄清楚如何让别人筹集资本而变得非常富有。这就是人们在资金管理行业所做的事情——他们变得非常富有，因为他们获得了对他人资本的优先权。
顺便说一下，如果你们去年都为伯克希尔的投资管理支付了1%的费用，那么你们总共会支付80亿美元的管理费用，而实际上你们并不需要这么做。投资管理是一个非常棒的游戏，因为其他人提供资本，而无论他们表现如何，你都会向他们收取资本费用，如果他们表现好，你还会收取更多的费用。对于从事这项业务的人来说，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商业模式——谁能责怪他们呢？这就是资本主义。
当我在所罗门兄弟工作时，我看到过这种做法，但我不需要看到它。反正我知道它是什么。生活的诀窍是获得别人的资本，并超越它。查理和我决定，一段时间后，这不是一个太优雅的业务。我们不是在批评它的有效性——一段时间后，它只是没有吸引我们。不过，我做了12年。
查理和我和其他人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把所有的钱都投了进去。所以我们确实用自己的资本分担了损失，但我们获得了其他人的资本的优先权。人们已经取得了进展，他们在没有投入任何资本的情况下获得了其他人的资本的优先权。这是一项非常好的业务，但它会导致很多滥用。
沃伦·巴菲特：美国的资本主义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但它是宏伟的大教堂和巨大的赌场的结合，产生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经济。
在赌场里，每个人都在享受乐趣，有很多钱在交易，但大教堂是你必须确保得到供养的地方。现在去赌场的诱惑非常高，人们说那里有魔术盒和各种能为你带来奇迹的东西。那里是人们最快乐的地方，那里你得到最多的承诺，那里最赚钱的是那些推动事情的人。
赌场和教堂之间的平衡——美国在未来100年确保教堂不被赌场超越是非常重要的。人们真的很喜欢去赌场——这太有趣了。当你赢的时候，他们会给你带来铃铛，他们会给你带来饮料和其他东西。它的设计是把钱从一个口袋转移到另一个口袋。
在大教堂里，他们正在设计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将为300多万人提供产品和服务，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开发了一个有趣的系统，但它确实有效。它以看似极其反复无常的方式分配奖励。人们得到他们应得的东西的想法——很难证明这一点。但如果你认为任何其他系统更有效，答案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
第26问：你好，我叫帕特里克·内斯特。我13岁，来自佛罗里达州坦帕市。我和我的哥哥约翰一起来的，他15岁，还有我的爸爸。感谢你们举办这次会议。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股东大会。我的问题是，是什么高中课程或活动影响了你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投资者？
沃伦·巴菲特：你生命中遇到的老师会对你产生巨大的影响，其中很多是正式的老师，但也有一些是非正式的老师。我从一些雇主那里学到了很多。你能从你遇到的每一个有善意、经验丰富的人身上学到东西。我在这方面很幸运。
我想说的是，我真的很幸运，因为我的父亲从事投资行业。所以，我会在周六去那里等他吃午饭，然后我会阅读周围那些其他人从未读过的书。数字告诉了我很多事情况，我永远无法满足。
后来我发现了公共图书馆，我在奥马哈公共图书馆读了所有关于投资的书。我喜欢学习这些知识。与查理不同——如果查理在阅读关于电的知识，他会希望了解托马斯·爱迪生所知道的一切，甚至更多，并经历同样的思维过程，理解一切是如何运作的。我不在乎它是如何运作的。我只是关心它是否有效。
正如查理所说，人们总是问：“如果你只能和一位在世或已故的人共进午餐，你会选择谁？”查理说：“我已经和他们都共进过午餐了，因为我读过了他们的所有书。”
我认为拥有好奇心并找到有同情心的老师是非常有用的。我在高中和大学遇到了一些老师。事实上，我要说的是，我去了三所不同的大学，我在华盛顿上高中，在每一个地方，我都找到了两三个真正杰出的人。我只是和他们在一起，没有太注意其他课程。
我很幸运在早期就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东西。如果我的志向是成为一名腹语家或其他什么，那是不行的。我只是在投资上花费了无数个钟头。
我不相信那本书上说要在某件事上花上10000个小时。我可以花10000个小时跳踢踏舞，如果你看着我，你会吐的。但如果我花10个小时阅读本·格雷厄姆，当我读完时，我会变得非常聪明。
思维真的不同。我观察过优秀的桥牌玩家，优秀的医生——人们真的有不同的才能。我认为你的大脑应该有880亿个细胞。我不确定我所有的细胞都在闪烁，但你和其他人都不一样。这是我父亲经常告诉我的——你与众不同。现在可能不太好，但你会找到自己的路，你会找到在学校里想和你交谈的人。
一般来说，教书的人喜欢有一个对这门学科真正感兴趣的年轻学生，他们会花额外的时间和你在一起。我遇到了这种情况。我在哥伦比亚大学遇到了格雷厄姆和多德。戴夫·多德基本上把我当儿子一样对待。但我对他们说的话很感兴趣，他们觉得我很感兴趣，所以我会看看什么真正让你着迷。我不会试图成为别人。
你会在学校里找到老师，也会发现一些优秀的教师。我至少遇到过10个人，他们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每个人都是积极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可以选择。很多人真的很喜欢帮助年轻人。我在学校里发现了这一点，这可能有助于看起来有点迷茫，就像你需要帮助一样。
我会说我的学校经历是好的，但我更多地将其归因于个人而不是机构。
第27问：这个问题来自俄勒冈州波特兰的斯科特·威廉姆斯。他说：“你认为DOGE长期来说，对美国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沃伦·巴菲特：我认为官僚主义是非常普遍和有传染性的，甚至在我们的资本体系中也是如此，大多数大公司看起来都可以运行得更好。我相信伯克希尔在很多方面都是如此。政府是终极的。它真的没有任何检查。
这就是为什么你对这种货币的未来感到有些害怕，因为他们可以印刷货币。如果通过承诺给人们东西而当选的人——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各种事情不真诚，但没有政客会对任何有钱人说，“我真的认为你有口臭，如果你不介意，你能离我远点吗？”这根本不会发生。
我认为如何控制政府收入和支出的问题是从未完全解决的一个问题，它确实极大地伤害了许多文明。我不认为我们对此免疫，我们已经接近它了。
我们现在的财政赤字是长期不可持续的。我们不知道这意味着两年还是20年，因为从来没有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但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赫伯特·斯坦因所说，“如果某事不能永远持续下去，它就会结束。”我们正在做一些不可持续的事情，它有一个方面，它变得无法控制到一定程度。
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阻止了这种情况在美国发生，但我们接近了。我们已经多次接近了。美国仍然有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它从来没有失控过。这不是你想要尝试和实验的东西，因为它会自我繁殖。
我不想要这份工作，试图纠正美国收入和支出中大约7%的差距，而3%的差距可能是可持续的。你离得越远，你就越无法控制。这不是我想做的工作，但我认为这是应该做的。国会似乎并不擅长做这件事。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总是有很多问题，但这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有收入来源，一个产生资本的来源，一个像世界从未见过的产生人才的机器。如果你选择一种方式来搞砸它，那将涉及货币。这种情况在很多地方都发生过。
理论上，你会让任何搞砸事情的人承担重大不利后果，但实际上没有不利后果。只有有利后果。这是这个国家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成功的公司所面临的问题。
第28问：你好，巴菲特先生。我叫Saskia，来自德国。首先，我想感谢你，因为你对我的生活和我所爱的人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无价的。巴菲特先生，想象一下，这是1776年，你坐在本杰明·富兰克林旁边，帮助塑造一个新国家的根基。你会倡导哪些核心经济原则，以建立一个公平、有弹性和机会驱动的资本主义社会——一个支持子孙后代长期繁荣的社会？
沃伦·巴菲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我可能会对富兰克林说，“你只管思考，不要跟我说话，因为你可能会想出比我更好的主意。”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他几乎可能是最后一个几乎掌握了国家活动的方方面面的人。
他发明了许多东西。顺便说一下，我们谈到了复利的力量——他留下了一份遗嘱，将一笔钱留给费城，另一笔钱留给波士顿，作为几百年来复利力量的典范。他远远领先于他的时代，如果我和他一起坐在那棵树下，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让他继续思考，不要妨碍他。
他看到了成功可能给社会带来的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如何容纳80亿人口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将自己与世界其他地区分开。我们可以成为世界其他地区的榜样，我认为我们有责任这样做，因为我们在这个国家拥有所有这些好运，我们确实有一个相当好的体系。
我认为，当仅仅几百年前，整个不同的国家群体在管理世界，而现在你开始给他们建议时，你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怨恨。我认为，当你刚刚赢得比赛时，向一群人进行说教或劝说是一个真正的错误。
我会建议本弄清楚如何赢得比赛，同时保持一定程度的谦逊。我会告诉他尝试设计一个系统，不要发明太多可以摧毁地球的东西——一旦你把这些东西发明出来，它们就会变得无法控制。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子弹首次被使用时，我爸爸在国会。这是令人惊讶的萨姆雷伯恩如何保持众议院知情，因为他们应该拨款所有的钱。他们有435名国会议员在那里，他们不知道他们在为洛斯阿拉莫斯或芝加哥或田纳西州的发生挪用资金。
我们确实拥有一个远远超出本·富兰克林梦想的社会。它正在朝着解决一些问题的正确方向前进，我们曾广泛宣称人人生而平等，等等。然后我们做了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但总的来说我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但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不知道本·富兰克林会如何处理一旦你在许多人手中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所做的事情，当你基本上把世界看作一个有赢家和输家，赢家羞辱输家并做各种事情时。
我会让那些更年轻的人找出答案。但这仍然是最美妙的——你从来没有梦想过像美国发生的那样。所以这是最好的地方，也是最好的时间，在街上生活。
想象一下几百年前，有人拔掉你的几颗牙齿，往你嘴里倒威士忌。在中西部，想象一下每年都要等到密苏里河结冰才能看到你的马车能否通过，也许马车里还载着一个孕妇。在我的一生中，发生了许多积极的变化，这真是太神奇了。
问题是，你如何保持它，以及如何改进它？我确实认为，所有这一切的根本在于拥有一种不会贬值的货币。这会对一个社会的稳定产生什么影响？在这个社会中，所有信任政府的人都被坑了，而所有找到获利方法的人变得富有或更富有——我不认为你想要一个以这种方式运作的社会。
第29问：我今天看到巴菲特管理公司对经营补贴方面做了不干涉的方式，所以描述一下您现在进行业务上怎么样的？请格雷格·阿贝尔来答。
格雷格·阿贝尔：从经理来讲，从2018年，我们都是觉得非常幸运，我们也参与到了很多的业务，担任了不同的角色，学了更多的业务。巴菲特先生本身的知识，也都是让我们非常崇敬的，并且我们跟他的相处及交流都非常好，他善于分享已经知道了商业模式、想法跟方法，哪里有机会，也会指点给我们听。在经过这些结果之后，毫无疑问的，我们有问题就会跟巴菲特先生进行交流。尤其是你有好奇心的时候，我们跟他讨论的都是框架性的问题，以及提供他所做的评论，同时我们也进行了非常好的业务。但是我们能够自主经营这些业务，没有任何问题。一旦有机会，或者在某一个行业看到了一些机会，必须跟他讨论一下是否能够继续追求，是否能够应对这些风险？我想我们的经理都是非常投入的。
但是我们随时都会有自主性的，可以自己经营自己的专业项目。但是巴菲特先生对经理人的选择，每个人都非常了解自己的本行，我们看到的一些机会，比如GEICO就是很好的例子，我们觉得花时间跟每一位经理谈一谈。在GEICO保险业，也经过了一些变革。我们并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的，需要有这样思考的领袖，保证正确讨论出来做了哪些，而且从以前的经验中获得利益。我想我们团体是非常特殊、非常活跃，但是有积极的方式。
沃伦·巴菲特：我想格雷格·阿贝尔讲得没有错，我跟他在一起工作很多年了，有一段时间过的特别好，有时候我在想，我自己不知道做什么，我希望自己是艺术家，但是不要像他努力的工作，因为这样的话就没有人会处罚我了。基本上在做生意的方面，如果生意做的非常好的话，就没有被解雇的危机。我们自己拥有自己的所有权，以后也会做得很好。实际上格雷格·阿贝尔已经讲了，有些人能够做这个生意，但不能保证做得很好，但是格雷格·阿贝尔在很多的事情上面，他做的都特别好，有很多人希望被管理，在管理方面没有办法单打独斗，希望别人告诉他怎么做。但是我们也有一些疯狂的经理，如果给他下命令是不愿意的，这些人他们就可能辞职了，当然我不会责怪他，如果你自己做同样的事情，是不是能够有这样子的做法？这都是很难讲的。
格雷格是可以自主行动，也可以接受其他人的指点或帮助的人，所以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要从事经理的职位，行为跟举止跟一般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一段时间下来，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一样的行为举止，也不是每一个人在一段时间之后都能够担任这些工作。我们对有些人很羡慕、很钦佩，但是有些人不被钦佩、青睐的。一个组织里面要有质量，但是如果质量下降了，你就知道这个老板自己的行为可能表现不好了，需要改进了。如果你已经找到这个问题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也许这些所谓的上层管理机构必须要有很吸引人的风格，否则的话，传染性也是极大的。经理不仅在做很多的小事，他自己还会遭遇到更多的属于自己的状况。比如现在在经营一家零售店，很多的员工在之后都被解雇了，因为他告诉朋友说，你跟我买的话会有折扣。有很多的人是他的朋友，他说我来帮你买折扣的东西。员工是不能这么做的，因为偏离了当初给员工折扣主要的意愿。但是这种情况会被传染的，而且是很难重现原有的行为。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高阶层表现良好，不是在玩游戏，而且不是为了自己的权利以及利益在进行游戏规则改变的人。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经历，我跟他讲说，你尽量不要做这些事情，前面的路会越走越弯的，那么你就会得到很多不太想要的结果。格雷格已经做了这么多年，某些事情觉得很放松，但他做的比我更好，这是我的想法。
第30问：巴菲特先生，格雷格·阿贝尔先生，我是在高中第三年的学生，我也是在奥马哈出生的。伯克希尔是第二大公共事业的供应商，2025年路透社的调查是评估你们是第二大的。但是我现在发觉这个国家已经没有在做碳的开发，或者是由碳进行发电。现在大家已经完全过渡到再生能源了。因为气候的变化，伯克希尔对于环境变化的想法是什么样的？因为大家觉得火力发电是最肮脏的行业？
格雷格·阿贝尔：谢谢你的问题，这个问题再讲到伯克希尔能源公司怎么部署前途，以及公司里的机制、如何运作，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您刚刚讲到的问题，也是我在以前报告中提到的问题。在国家的报告中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在支持能源，以及我们在收购这家能源公司的时候也都考虑到了。1999年，在美国，以及2000年收购了伯克希尔中美公司，有一件事情是我跟团队都非常清楚，在开始进行公共事业中实际的方向，以及驱动所有的工作，绝对要合乎联邦政府给予法律上的要求，同时也要合乎州政府对你的认知和要求。在实施公共政策的时候，我有一次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谈话，这是在爱荷华州跟某个人谈到的。21世纪初的时候，爱荷华州第一次发生了一个电力短缺的公共事业的情况，这个州里面没有足够的能源了。当时我跟州长坐下来谈话，我们应该怎么走呢？如果是美国中部的人，要怎么样处理现在能源的问题？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发电厂都是以煤炭为基础的，而且都是火力发电，所以我们要意识到这一点。我们要把这些新的概念在进行对话的时候，要了解怎么样处理问题。但是后来更有趣的一件事情，我们在2000年初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又开始面临到这些问题，我们也要确定怎么样保持长期的能源供应，对于客户不会担忧。
在讨论能源的类型之中，这就成为非常清楚的议题。我们希望保持原状，但是那时候各式各样的能源出台了，主要是煤和天然气。后来做了爱荷华最大的风力发电场的项目，同时建造三座煤炭火力发电厂。但是在爱荷华，我们开始着手进行一项美国前所未有的风力发电的项目，而且大家的一些想法都是非常一致的，也合乎我们国家的一些政策以及基础的工作。
可再生能源以及非碳的主要资源，必须要符合国家的要求及标准。之后，我们也配置了大概有160亿美元在爱荷华投入的资本，这是一个跟我们现在州政府以及联邦政府政策上面完全符合的，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就是为了要投资160亿分配到这个项目，而是我们跟政府合作，大家做了完全共识的想法而完成的。
那个时候我们也有机会说，把五个不同的火力发电厂相应退役，燃煤机也能够退役。我们花了160亿美元，退掉了五个工厂里面的煤燃机，这是多大的结果？对于我们的客户来讲，结果非常好，也保持了现在相应的成本以及利润，而且是全国最低的楷模，所以我们做的是非常棒的。
我们还是需要有五个燃煤机的运作，才能保持系统的稳定，但是我们做到了。我们不能重蹈西班牙或葡萄牙的覆辙，我们现在绝对尊敬今天所有的流程，也尊敬各州的意愿跟每一州积极配合，识别出他们想要走的路径以及图纸。我们会努力工作，保存现有最好的结果，也识别到他们所面临的一些挑战，所以我想我要回答的是每个人渴望持续看到我们对于公共事业上的努力，与利益相关方保持一致的要求，符合他们对于客户需求上面的一些标准，这些是始终如一，而且是再次与法律一致，跟联邦政府的标准一致，感谢您提出来这么重要的问题。
第31问：我们知道医保的情况是希望在第一时间拯救生命，在纽约如果不购买医保，在运行系统之中，有些时候让人觉得非常困惑的。我现在告诉您的是，您是做了什么样的决定，就是您跟摩根大通、亚马逊的健康投资的企业是否已经结束了？还是您对于长期的价值观的承诺，对于美国医保的改革想法是什么？
沃伦·巴菲特：我们的花费已经达到了最确切的数字，很接近GDP里面的20%，就是在健康方面的花费。回到1960年，许多国家的支出也许只有5%。但是这条线，后来就开始急剧分化，在数学上来讲有些是事实，有些是1%可以得到要求的，所以这种是非常大的变化的。我们做了一个实验，我们跟摩根大通和亚马逊都做过这样的实验，我们发现他们并不知道答案。
就我的案例来说好了，我认为好像我们经济里面的一条线虫一样。这个线虫在肚子里面是活的，我们生病了必须去医院里面，有些人不喜欢这样的系统。像摩根大通和亚马逊，到最后发现他们对20%的改变并不会做出这样的改变，现在我们发现国家花了6%到7%。我刚刚讲的部分，其实也是真实的。对于我们来讲，这是非常大的百分比，就是以经济的角度来说。基本上来讲，这个是根深蒂固了，很难去进行改变的。我们在上面花了一些钱，做了一些工作，学习到一些经验。
我们看到目前的系统在很多人的心中是非常根深蒂固的，比如说医疗保健的提供者，还有很多其他的人，有些人就是想要拯救生命。但是我们发现要这样做的话，无论是加拿大或者英国，他们想要做这些事情，但成本实在是过高了。有些人当然会来美国做一些非常异常或困难的健康方面相关的治疗或手术，但是这方面我们并没有很大的进展。最后，我们还是有一个时间点需要政府进来帮忙，这样才能够解决各种不同的情景，社会里面的确有问题存在。如果说有20%的GDP是要进入具体行业的话，你要改变这个行业的热情，就不会这样激情了，并不是说这是邪恶的行业，只是说大家最后走到这里变成关卡了。最后我们三个人的结论是没有答案，虽然我们有钱，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怎么样去改变。我们不知道3亿人的医生、对医院的感觉是什么样子，或者觉得他们有特权或什么样子的，所以这是不会改变的。
我父亲在1948年的时候，在选举上面败选了，他是非常忠诚的共和党人，当时有医生的支持想要去改变这个环节。他们非常相信在做的事情，因为医生在帮助病人，在疫情过程医疗人员非常自我牺牲来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当时成千上万人在死亡，但是依然有人在努力帮助病人。对于医生、工作人员的重要性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成本非常高，我们国家的成本跟其他任何国家是不一样的，这是非常大的环节。我们是非常富有的国家，所以可以做的事情是别的国家不能做的。
我们要请名义调查和很多人去做这些事情，只有通过这些才能改变。因为这个是已经发展出的系统，现在这个系统有很大的抗拒力。我真希望我有一个答案可以给你，但是对于这个部分，我是比较悲观一点。进去的时候是悲观，出来还是悲观，虽然我很高兴当时有参与，我也学习到很多的经验。
伯克希尔当时的确也没有亏钱，但最后还是没有办法改变。你要改变政府的话，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建议。你选择这些代表进入政府里面工作，但是在过程当中他们还是要做出一些他们不想要做的决定，最后他们必须要能够接受，而且要自己找到理由来接受他们不想要做的事情。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个过程进行的方式比别的国家更好。不能说它是一个失败的案例，但是我们也要承认的确是有很多的问题存在，但你要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是非常困难的。
其中一个问题是回到财政年度，你要花钱很容易，但是你要删减别人的预算是困难的。你要被选上去当名义代表的话，就要想办法说我只能尽力这么做。如果是按照我的意思投票的话，有的时候是可以，有些时候是不行的，如果你继续想当这个代表的话。
我自己是政治家族长大的人，我看着我父亲、我看着别人在政治场合里的行为，因为毕竟是人，人的行为就是这个样子。不管怎么样，我们还继续在跨步往前前进，这个是你跟两百年前相比好很多。你不能说这个系统是失败的，只是说你要做大幅度改变是困难的。
第32问：我来自于中国台湾，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股东大会，首先感谢你慷慨跟我们分享你的教训与经验，你改变我的生命，你是我的模范。将来格雷格·阿贝尔先生会负责资本的配置，将来你们是投资人，或者是进行操作的投资人？
沃伦·巴菲特：这是个好问题，我们称他是“苹果先生”，你要当操作人员是比较容易的，坐在房间里面玩数钱游戏是比较容易一些，这也是比较被人家羡慕的生活。我一生下来很幸运能够选择谁当我的朋友，我不需要跟不喜爱的人工作，对我来讲这是生命当中属于比较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这五个人都非常棒，他们是非常好的经理，以前他们住的地方离这里并不是很远，有些可能是报纸的经理。之前我一生当中的老师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不过我必须承认一件事情，我可以选择我一天要做什么事情，我的选择弹性度比一般操作人员更高一些。在很多的情景之下，我可以这么告诉你的，我不想要去当成最高职位的事业经营者，因为其中有一些行为对我来讲不太合适。我现在可以用我喜爱的方式来经营一家公司，对我来讲这是宝贵的事情。
有人跟我说，还剩下5分钟了。刚刚Becky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你们可能会想要听到这样的答案，明天我们会有伯克希尔董事会会议，总共有11名董事，其中有两位是我的孩子霍华德和苏珊，他们知道我要说什么，其他的人可能会等到开会的时候才知道我要说什么。我想时间已经到了，格雷格·阿贝尔应该来继位成为我们公司的CEO，就是年底的时候成为CEO，我在董事会的时候建议让他们有段时间去思考，或者提出问题，或者有什么样的结构，他们希望能够有所改变。再过几个月，我们就是要讨论这件事情了，到时候我们要采取行动来做这件事情。到时候我们有11名的董事，我想他们应该会非常同意我把棒子交给格雷格先生，这将会是年底的事情。当时就会有11名的董事，当然我还会尽量留在这个地方，在可看到的未来还会继续留在这边。
最后我要说的事情是这样子的，就像格雷格所说，如果是在运行的时候，在资本投资或运行上面无论是什么，我可以有所帮助。从某一些角度来讲，我可能会遇到一些非常好的机会，我想伯克希尔有一定的声誉，如果有足够的资产、责任，在政府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有办法能够承担或应对这当中遇到的问题。在视野发展的时候，有些时候可能会有所帮助，但是最后的主导权将会是格雷格先生。我已经告诉你了，他将会是非常棒的CEO。
我想我们的董事会是绝对会欢迎格雷格先生以后成为首席执行官的决定，他将会成为我们的CEO。我们现在告诉大家的计划就是如此，格雷格现在可能自己还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呢，但是我现在已经讲了，他已经都听到了。我们明天召开董事会的时候，他可以发出任何问题，任何特定的问题都可以进行回答。我们可能会由他们再进行思考这个问题，在他们进行消化之后，在下一次董事会将进行相应的宣布。当这个事情已经实际履行的时候，我们会向全世界进行宣布。
我们不是在玩游戏做的事情，而是在做事情上面来讲，我会告诉大家，现在伯克希尔公司将会慢慢进入权力转移的工作。感谢大家对我的决议的支持，谢谢！
我再补充一下，这个决定我觉得是最具经济性的决定，而且我认为我们的前景，有了他，对于我们在以后的发展上会真的变得更好。当然我还会做一些评估，或者我会做一些点评，任何有时间、有机会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天已经到来了，当我们有机会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现在最好的。而且对于在您要投资更多钱的时候，对于我们的董事会是有所帮助的一个决策。我自己已经把我自己的钱全部都投资在这个公司了，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
感谢大家今天参与我们2025年全球伯克希尔年度股东大会，感谢你们的到来！
我现在看到各位激情的反应，可以看出你们对于这种方式已经做了相应的诠释了，这是完完全全的认可，感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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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永生 股票有杠杆交易吗